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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今、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无效感的问题也说得通。战败后的社会没有建立这类社会机制来规范军事力量，而是给全社会开了一张避免构建军事力量的药方。这张药方将侵略和好战非法化，剪掉了民众的利爪，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必要时起身反抗国家权力的合法手段。这样的药方在日本社会中确保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利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