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韦伯并没有陷入同时代人——特别是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釆——那种极端凄楚的“文化悲观主义”。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浪漫主义运动无不试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退回过去那个“更简单”的世界，但他拒绝对此表示支持。实际上，他热情洋溢地欢迎了现代世界赋予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并且断言，“如果认为没有［启蒙运动］人权时代的成就，我们任何人——包括最保守的人——也都能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他不知疲倦地为那些相互竞争的强大政治党派代言或撰文，鼓吹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鼓吹为公民自由、扩大普选和强有力的议会提供宪政保障。此外，他始终都在致力于建立一种机制以保持多元竞争的利益格局，钳制官僚统治权力，因为，“我们‘个人’以及‘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是在物质发展过程中‘逆流’击水。”
然而，尽管不知疲倦地参与政治活动，但韦伯对20世纪的看法却充满了怀疑主义和爱憎交加的感情。他的学术成就也是产生于他那些比较宿命论的同事提出的同一些问题。将要栖居于这个新世界的会是什么“个人类型”？面对这个个人化社会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不可阻挡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性质，人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以伦理价值为取向？特别是宗教已经衰落的今天，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纯粹工具——理性计算会不会把一切伦理价值统统弃之不顾？
韦伯的忧虑是，基于功利主义考虑的“实用理性”生活方式，再加上刻板的官僚化工作场所，最终可能会产生一个对个人既缺乏崇高理想又缺少个人主义给予高度肯定的社会。如果这一点成为现实，那就不再可能培育出个人行为的伦理责任感，而个人的自治也将每况愈下。最后，如果没有了伦理价值，同情心、慈善心和博爱之心如何还能存在？虽然禁欲主义新教为这个历史阶段引进了一种坚定地以伦理价值为取向的“个人类型”，但是这种对生活加以组织的模式如今也只剩了一些残余。清教徒式的“为事业献身”是不是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追求享乐以及“组织人”的功利主义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