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法治

1.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态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阗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2.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司法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
3.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
4.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就当减少到最低限度。
5.集体主义类型的经济计划必定要与法治背道而驰。计划不能事先用一般性的形式规则约束自己以防专断。
6.真正的法治，形式规则只是工具性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具体效果，并不知道这些规则将会有助于哪一种目的或会帮助哪一种特定的人。它们只不过是被赋予了一种大体上最有可能使一切受其影响的人们都能得到好处的形式，事实上，所有这一切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形式规则的最重要的标准。正因为我们事前无法知道谁会使用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规则，所以它们并不涉及在某些特定目的和某些特定的人们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7.一般性的规则，作为有别于具体命令的真正的法律，必须意在适用于不能预见其详情的情况，因而它对某一特定目标和某一特定个人的影响事先是无法知道的。只是在这种意义上，立法者才可能说得上是不偏不倚的。
8.所谓不偏不倚的意思，就是指对一定的问题没有答案。
9.在一个每一件事都能精确预见到的社会中，政府很难做一件事而仍然保持不偏不倚。
10.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预见到这些特定的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这里的道德的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的一种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其成员，而不管这种观点是道德的或非常不道德的。
11.计划必然要涉及对于不同的人的具体需要予以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并允许这个人做一定要禁止另一个人做的事情。它必须通过法律规则来规定，某一种人处境应如何富裕，和允许各种人就当有什么和做什么。
12.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是和政府有意识地致力于使各种人在物质上或实质上达到平等的活动相冲突并在事实上是不相容的，而且任何旨在实现公平分配的重大理想的政策，必定会导致法治的破坏。
13.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有所行动，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以这种了解为依据；其如果是政府不能控制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利用，而个人精确地了解他将被保护到什么程度以免于来自他人的干涉，或者政府是否能够阻碍个人的努力。。。。，只要它们的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永久性的规则，并且并不是用来偏袒或损害某些个人的时候，它们并不和自由主义的原则发生矛盾。
14.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的一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完全的误解。
15.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法治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为将不是合法的，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就一定没有法律的。它只是说，政府强制权力的使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决定。法律能够使那种实质上是专断的行为合法化。
16.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取得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
17.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任何对这种立法权力的公认限制，都意味着承认个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承认不可侵犯的人权。
18.在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
哈耶克在本章主要想堵住计划从法治这一块渗透，从立法权限，以授权的方式予以实现。
一是计划只能是破坏真正的法治精神，让计划渗透到立法，只会使法治成为极权、专制的帮凶。
二是阐述了什么的法治才是自由的法治，专制政府也有法制。
三是只有限制立法机构的权限，才能避免计划通过民主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极权、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