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整合与冷战意识的割裂，东亚作为方法

这种冷战意识形态在东亚，一方面简化或者妖魔化中国、朝鲜各不相同的社会现实，堂而皇之地遗忘蒙古；另一方面，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类同认知性格，建立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相对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潜在距离感，以及在此种距离感之上建立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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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同时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和殖民放入视野，则需要更复杂的结构，特别是需要跨越冷战思维，有效地对东亚被切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析，否则，仅仅依靠冷战中的单边框架，是无法有效揭示东亚地区近代以来的复杂构成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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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白乐晴）因此提出，破坏掉分断体制比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还要重要。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依赖的正是这种紧张冲突的持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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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边缘的区域（冲绳、金门），我看到历史中那些跃动着的要素以最为纠结的方式缠绕着，没有任何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可以解开这种缠绕，更无法简化 这种缠绕，而这一切，却正象征着东亚的历史。
理论如何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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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比五四那一代人更依赖于欧美理论，学界的主流基本上采用的是白乐晴先生曾经批评过的那种表面上对抗西方但实质上却追随西方新潮流的“顺从式阅读”方式；这种知识生产的模式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面对的现实状况，更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的历史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往往会性急地要求知识必须具有现实立场，并以为对现实直接表态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国知识界流行的“立场”其实多数是不即物的。换言之，很多看似尖锐的立场之争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家消费，与现实并无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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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区分为体制与反体制是高度概念化的、脱离现实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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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政治学的训练中逐渐掌握了一个基本视野，就是要在动态的张力关系中分析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这不是一种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即物的理论视野。支持这一 视野的并非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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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当诗歌无法换算成炮弹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它如何避免仅仅变成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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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知识生产是否即物？对现实急功近利的讨论是否是有效的？如果要从冷战意识形态 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我们需要如何处理知识和思想，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