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总括（评述部分自上海书评）

麦克利戈特这本书虽然没有讨论到共和国议会政治与政党极化问题，但是，该书对魏玛国家机构内部军职人员、公务员、法官、县长等群体的政治分化的细腻描述，从侧面揭示了导致魏玛民主政治溃败的社会与文化根源。敌视或反对共和国的公务员与法官们困扰着政府与法院；共和国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公职人员的拥护。尤其是在易北河东部的落后省份，虽然有革命和改革，但是保守的容克阶层的影响力依然巨大，容克县长们很多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愿意与共和国合作主要是基于利益，一旦有变化，真实的政治意图就会消解他们对共和的接受。“这种在政治及社会权力的实践中存在的机会主义穿破了国家的外壳，与共和国的权威针锋相对。雷斯科县长赫伯特冯俾斯麦就是一个典型，他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侄孙。这些人可能不会公开在行动上挑战共和国，但他们无法割断在情感上对帝国的忠诚，他们只是出于现实利益与共和国和解，还有部分官员即使出于理性也不愿意与共和国合作。

——魏玛政府的公务人员来自旧体制的帝国公务人员，本身抱有对共和的敌视和对旧制度的好感；同时，魏玛宪法赋予民选总统过大权力，议会处理外交军事等问题的无力，总统又常常越过议会行事，给人以议会政体和魏玛共和国软弱无力的印象。二重作用叠加，击溃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基础。

深层次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与同样深层次的对民族权力政治的过分崇拜，依旧是魏玛时代德国社会政治心理的两个极端，这是充满悖论的现象。很多德国人既不认同古典自由-民主的价值，但对民族权力政治地位非常狂热。此一悖论解释了何以共和国的大部分普通人对共和公民身份没有多深的理解和多大兴趣，但任何民族主义议题都可以引起他们的极大非理性愤怒。当共和国为巩固民主政体政治权威的努力未被民众自愿接受时，不仅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更加虚弱，而且还导致共和国要为自己的帝国父亲的罪过负全部责任，所谓一切荣耀属于帝国，一切罪过属于共和国。

——注意魏玛德国和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相似性

魏玛时期德国的特殊问题在于：不仅社会上的民众陷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化，而且在议会及政府中参与国家意志形成与实现的主要政党也陷入严重的政治极化。极左翼与极右翼都以颠覆共和为终极目标。三个支持共和国并参与魏玛宪法制定的资产阶级进步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人民党各怀心思，逐渐分化，缺乏坚决捍卫共和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动员能力。随着分歧加剧和国内民族主义右翼民情高涨，三个进步政党中有两个在共和国中后期向右翼转向。从宪法政治上讲，这与魏玛宪法内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存在直接关系（这又是一个需要专门分析的议题），但宪法的内部缺陷绝不是决定性原因。

——不同的是，中国没有议会和极化政党，而是通过亨廷顿三公式一般的调节实现了新加坡版本的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