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兵铃木

学习马克思主义 向中国投降的士兵
在前一本《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中对一等兵铃木有过大约十行字的描述。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特殊事例，提出予以详述的要求。于是我决定把他作为日本军队中的一个特例加以特别描述。
我们那时与现在不同，升学率很低，军队中大学毕业生很少。一等兵铃木便是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然而同样是大学毕业，有些人甚至是中专毕业都通过了后备干部申请，成了少尉军官，而他却只是一等兵而已。
无论在头脑或学问方面，中队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之所以他仍然是一等兵，按当时的说法，他是个“红色分子”。根据当时的国情，人们把具有“红色”思想的人视为思想危险分子，对他们怀有戒心。
晋升慢的士兵不只他一个，但他很特殊，属于那种“君之代一等兵”（熬千年万年都得不到提升的兵）。这类人除非战死沙场，否则无法成为上等兵。
一等兵铃木是被动员参军的，在编制上属于我的部下。他入伍早我五年，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都令我可望不可及。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包袱。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他是个思想危险分子。他的言行一旦不慎就会惹恼宪兵队。如果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就罢了，然而追究责任时，不仅分队长，就连中队长也要受到牵连。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一等兵铃木成为我的部下后，我就一直祈祷不要发生宪兵队介入一类的事件。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徐州战役都安然无事。但是就在打完徐州战役归来后，在南京城外驻扎了一个月左右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宪兵队介入的事。
那天我值勤归来，一到中队便被叫到了人事科准尉那里，准尉见了我说道：“铃木那家伙被宪兵队抓去了。我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刚才宪兵队联系我们，要我们派一名负责人去把人领回来。我知道你这时很累了，但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你跑一趟。”
一听到“被宪兵队抓去了”这句话我心中就紧张。一等兵铃木虽然是思想上需要提醒的人，但他为人诚实，不可能做什么坏事。那么如果被宪兵队抓去的话，问题就不可能出在思想以外的方面。虽然准尉说“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看出来了，本来应该是他去的，但他怕了，于是就叫我去。我只好去了。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宪兵队，听管事的人说明情况，这才放心。
原来事情并非我所担心的那样。据一位负责此事的宪兵队上等兵说，一等兵铃木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与其他队的上等兵发生口角，结果把人打伤了。正巧路过的一名宪兵警告他注意，而他却态度蛮横，于是便被抓了。因他的行为构不成犯罪，因此当天就交给负责人带回来了。
那宪兵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等兵铃木的身世，恶狠狠地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当这么多年一等兵，看你的样子我便猜到你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事就不追究了，下次再让我碰到决不饶你！给我好好记着！”训斥了一番后，便把他放了。
这件事总算是解决了。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想不通，但一想到没事就谢天谢地了，于是谢了那宪兵，把人领了出来。可他本人却并不服。
“简直是蛮横不讲理，这就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吵架应该双方都受惩罚，如果说对方受了伤，我也同样受了伤。再说，是对方先出手的。明明是对方有错，凭什么不把他抓来？”一等兵铃木说着说着就发起怒来。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生气也是有道理的。
其他士兵们对一等兵铃木的“左”倾思想敬而远之，没有人与他接近，因此他总是独来独往。那天他也是一个人上街，中途去酒馆喝了瓶啤酒。所谓的酩酊大醉就是指喝了那瓶啤酒。
之后，他去慰安所玩了一圈想要归队，走到街上听到有喧闹声，好多群众聚在一堆。他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当地人和一个日本兵在争吵。看来，那当地人是个人力车夫，日本兵坐完他的车之后想不给钱就跑，那车夫正跟日本兵讨车钱。
人力车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拉着日本兵跑了相当远的路，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那个想白坐车的是名上等兵。车夫向他讨辛苦拉车的车费，而他却骂车夫：“滚你的！”想让车夫住口。但那车夫仍追着讨钱，日本兵便又打又踢地动起了拳脚。
一等兵铃木看到这里无法视而不见，便插到了两人中间。他对上等兵说：“你不可以白坐，把车钱给他。这样多丢人，快别这样了。”上等兵发怒了，他怎能容忍被比自己地位低的一等兵管自己呢。就说：“妈的，别多管闲事，不过是个一等兵，敢管我？”他边骂边冲过来打。
铃木被他打中几拳，也火了。于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当然他还击了对方几拳，上等兵的鼻子流血了———这就是构成了所谓的铃木动手伤人事件。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发现宪兵站在那里。虽然向那宪兵陈述了事情原委，但宪兵并没有判明谁是谁非。当时是把辨明是非的行为一律当作反抗性态度看待的。宪兵只把一等兵铃木一人带走了。理由与谁对谁错无关，仅仅因为一个一等兵去与上等兵打架就是以下犯上。还有一点，同情中国人就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一等兵铃木为何不服气的原因。按常理来说，他生气是很自然的事情。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劝他息怒。事情总算过去了。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左右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一等兵铃木仍是一个人外出，傍晚回来时特别兴奋。傍晚点名之后，他便提着从外边弄来的酒走进了我的屋子，坐下来说：“今晚陪陪我吧。”看样子像要久坐。
他在屋子中间坐定便自斟自饮起来。一边喝一边带着怀念的口吻，讲述起他学生时代的故事。我不会喝酒，不能陪他共饮，同时他也不是好的聊天对象，因此我能做的事就是听。
据他讲，他学生时代崇拜马克思主义，发起过运动，成为一名斗士。从那时开始便经常被警察跟踪。后来通过兵检，参了军，在苏满①边境的独立守备队服役两年。以他的条件派他去条件恶劣的北满洲留守部队，其实是一种惩罚。这样，整个服役期间他都被贴上了思想危险分子要特别注意的标签，处于宪兵队的监控之下。
其他大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便通过后备干部审查，退伍成为见习军官。而他用了两年时间，却以一等兵的身份退役。他并非对军队的军衔恋恋不舍，但是一等兵是他能得到的最高军衔，肩上的星从此再也无法增加。
他退役回到地方便上了警察的黑名单，被跟踪监视。这次征兵通知一到便被抓了起来从拘留所直接征召入伍。他的语气变得犀利起来，开始批评国家的战争政策。我不知如何应对。我与他虽然都是当兵的，然而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不管怎样都无法合拍。即使这样，他一个人也讲了两个小时左右。
要离开时，他对我这样说道：“分队长，我所说的话你可能现在还不能理解，可是请你牢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分队长和我都成了这场侵略战争的帮凶。不要在这种战争中丧失生命。分队长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回到祖国。我所说的话到那时你便会明白的。”
他反复说了几遍，才扬长而去。
当时，我以为这是他反战言论的老调重弹而已，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不对了。
第二天点名时，一等兵铃木不见了。我们分头去寻找，却不知他的下落。这时我才明白，头天晚上他的举动的意义，估计那天他外出归来之所以很兴奋，肯定是因为他与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接了头，制定了脱逃日本军队的计划。昨晚他来到我屋里是为了告别。
整理他留下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张便笺，上面潦草地这样写着：“给分队长添了麻烦，实在并非本意，但我已决意脱离日本军队。我是日本军国主义不能容忍的人，再也无法参与这种战争。从今以后我要为中共方面工作了。希望分队长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并且请不要来找我。衷心希望你能珍惜生命，平安回国。”
一等兵铃木终究还是与这个他无法追随的日本国断绝了关系，脱离了日本民众，投奔了中共。
在我看来，对于一等兵铃木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把自己的意见向中队长详细阐明，希望让他这样跑掉算了。中队长也怕因自己队伍中出现思想上的逃兵而背黑锅，于是便给他定了个“意外事故死亡”，便不了了之。从此一等兵铃木的名字便从中队名册中被抹去。“铃木贤太郎”这个名字也从日本国籍中永远消失了。
不知那以后他怎样了，我想他应该从日本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开始了新的工作。
学习马克思主义 向中国投降的士兵
在前一本《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中对一等兵铃木有过大约十行字的描述。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特殊事例，提出予以详述的要求。于是我决定把他作为日本军队中的一个特例加以特别描述。
我们那时与现在不同，升学率很低，军队中大学毕业生很少。一等兵铃木便是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然而同样是大学毕业，有些人甚至是中专毕业都通过了后备干部申请，成了少尉军官，而他却只是一等兵而已。
无论在头脑或学问方面，中队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之所以他仍然是一等兵，按当时的说法，他是个“红色分子”。根据当时的国情，人们把具有“红色”思想的人视为思想危险分子，对他们怀有戒心。
晋升慢的士兵不只他一个，但他很特殊，属于那种“君之代一等兵”（熬千年万年都得不到提升的兵）。这类人除非战死沙场，否则无法成为上等兵。
一等兵铃木是被动员参军的，在编制上属于我的部下。他入伍早我五年，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都令我可望不可及。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包袱。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他是个思想危险分子。他的言行一旦不慎就会惹恼宪兵队。如果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就罢了，然而追究责任时，不仅分队长，就连中队长也要受到牵连。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一等兵铃木成为我的部下后，我就一直祈祷不要发生宪兵队介入一类的事件。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徐州战役都安然无事。但是就在打完徐州战役归来后，在南京城外驻扎了一个月左右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宪兵队介入的事。
那天我值勤归来，一到中队便被叫到了人事科准尉那里，准尉见了我说道：“铃木那家伙被宪兵队抓去了。我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刚才宪兵队联系我们，要我们派一名负责人去把人领回来。我知道你这时很累了，但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你跑一趟。”
一听到“被宪兵队抓去了”这句话我心中就紧张。一等兵铃木虽然是思想上需要提醒的人，但他为人诚实，不可能做什么坏事。那么如果被宪兵队抓去的话，问题就不可能出在思想以外的方面。虽然准尉说“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看出来了，本来应该是他去的，但他怕了，于是就叫我去。我只好去了。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宪兵队，听管事的人说明情况，这才放心。
原来事情并非我所担心的那样。据一位负责此事的宪兵队上等兵说，一等兵铃木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与其他队的上等兵发生口角，结果把人打伤了。正巧路过的一名宪兵警告他注意，而他却态度蛮横，于是便被抓了。因他的行为构不成犯罪，因此当天就交给负责人带回来了。
那宪兵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等兵铃木的身世，恶狠狠地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当这么多年一等兵，看你的样子我便猜到你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事就不追究了，下次再让我碰到决不饶你！给我好好记着！”训斥了一番后，便把他放了。
这件事总算是解决了。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想不通，但一想到没事就谢天谢地了，于是谢了那宪兵，把人领了出来。可他本人却并不服。
“简直是蛮横不讲理，这就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吵架应该双方都受惩罚，如果说对方受了伤，我也同样受了伤。再说，是对方先出手的。明明是对方有错，凭什么不把他抓来？”一等兵铃木说着说着就发起怒来。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生气也是有道理的。
其他士兵们对一等兵铃木的“左”倾思想敬而远之，没有人与他接近，因此他总是独来独往。那天他也是一个人上街，中途去酒馆喝了瓶啤酒。所谓的酩酊大醉就是指喝了那瓶啤酒。
之后，他去慰安所玩了一圈想要归队，走到街上听到有喧闹声，好多群众聚在一堆。他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当地人和一个日本兵在争吵。看来，那当地人是个人力车夫，日本兵坐完他的车之后想不给钱就跑，那车夫正跟日本兵讨车钱。
人力车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拉着日本兵跑了相当远的路，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那个想白坐车的是名上等兵。车夫向他讨辛苦拉车的车费，而他却骂车夫：“滚你的！”想让车夫住口。但那车夫仍追着讨钱，日本兵便又打又踢地动起了拳脚。
一等兵铃木看到这里无法视而不见，便插到了两人中间。他对上等兵说：“你不可以白坐，把车钱给他。这样多丢人，快别这样了。”上等兵发怒了，他怎能容忍被比自己地位低的一等兵管自己呢。就说：“妈的，别多管闲事，不过是个一等兵，敢管我？”他边骂边冲过来打。
铃木被他打中几拳，也火了。于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当然他还击了对方几拳，上等兵的鼻子流血了———这就是构成了所谓的铃木动手伤人事件。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发现宪兵站在那里。虽然向那宪兵陈述了事情原委，但宪兵并没有判明谁是谁非。当时是把辨明是非的行为一律当作反抗性态度看待的。宪兵只把一等兵铃木一人带走了。理由与谁对谁错无关，仅仅因为一个一等兵去与上等兵打架就是以下犯上。还有一点，同情中国人就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一等兵铃木为何不服气的原因。按常理来说，他生气是很自然的事情。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劝他息怒。事情总算过去了。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左右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一等兵铃木仍是一个人外出，傍晚回来时特别兴奋。傍晚点名之后，他便提着从外边弄来的酒走进了我的屋子，坐下来说：“今晚陪陪我吧。”看样子像要久坐。
他在屋子中间坐定便自斟自饮起来。一边喝一边带着怀念的口吻，讲述起他学生时代的故事。我不会喝酒，不能陪他共饮，同时他也不是好的聊天对象，因此我能做的事就是听。
据他讲，他学生时代崇拜马克思主义，发起过运动，成为一名斗士。从那时开始便经常被警察跟踪。后来通过兵检，参了军，在苏满①边境的独立守备队服役两年。以他的条件派他去条件恶劣的北满洲留守部队，其实是一种惩罚。这样，整个服役期间他都被贴上了思想危险分子要特别注意的标签，处于宪兵队的监控之下。
其他大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便通过后备干部审查，退伍成为见习军官。而他用了两年时间，却以一等兵的身份退役。他并非对军队的军衔恋恋不舍，但是一等兵是他能得到的最高军衔，肩上的星从此再也无法增加。
他退役回到地方便上了警察的黑名单，被跟踪监视。这次征兵通知一到便被抓了起来从拘留所直接征召入伍。他的语气变得犀利起来，开始批评国家的战争政策。我不知如何应对。我与他虽然都是当兵的，然而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不管怎样都无法合拍。即使这样，他一个人也讲了两个小时左右。
要离开时，他对我这样说道：“分队长，我所说的话你可能现在还不能理解，可是请你牢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分队长和我都成了这场侵略战争的帮凶。不要在这种战争中丧失生命。分队长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回到祖国。我所说的话到那时你便会明白的。”
他反复说了几遍，才扬长而去。
当时，我以为这是他反战言论的老调重弹而已，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不对了。
第二天点名时，一等兵铃木不见了。我们分头去寻找，却不知他的下落。这时我才明白，头天晚上他的举动的意义，估计那天他外出归来之所以很兴奋，肯定是因为他与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接了头，制定了脱逃日本军队的计划。昨晚他来到我屋里是为了告别。
整理他留下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张便笺，上面潦草地这样写着：“给分队长添了麻烦，实在并非本意，但我已决意脱离日本军队。我是日本军国主义不能容忍的人，再也无法参与这种战争。从今以后我要为中共方面工作了。希望分队长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并且请不要来找我。衷心希望你能珍惜生命，平安回国。”
一等兵铃木终究还是与这个他无法追随的日本国断绝了关系，脱离了日本民众，投奔了中共。
在我看来，对于一等兵铃木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把自己的意见向中队长详细阐明，希望让他这样跑掉算了。中队长也怕因自己队伍中出现思想上的逃兵而背黑锅，于是便给他定了个“意外事故死亡”，便不了了之。从此一等兵铃木的名字便从中队名册中被抹去。“铃木贤太郎”这个名字也从日本国籍中永远消失了。
不知那以后他怎样了，我想他应该从日本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