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的狂欢

领导者高高在上，被领导者匍匐在下的状况，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物种的根本命运。
人在个别相处时和在群体中时，完全是两种表现。不管人在独处时表现得多么的智慧，还是会不自觉的受到上级、周围人或者是政党的影响。特别是在深陷群体中时，人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变得过分暴躁、惊惶、热情或残忍。群体中人的思想会接近于那些最低水准人的平均值而不是整体的平均值。正如罗马人的一句谚语：元老们都是好人，但罗马院是邪恶的野兽。对于这谚语，爱因斯坦感叹说：“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 莫泊桑对群体的心理描述为：“我对群体有一种恐惧。我不能进电影院，或者观看公共集会。它们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无法忍受的不安全感，一种极度的痛苦，似乎我在尽全力搏击 一种势不可挡的神秘力量。其实我是在抵挡群体的灵魂，它正在试图进入我的头脑。我多次注意到，当一个人独处时，智慧就会增长，就会上升。而当一个人与其他人混杂在一起时，智慧就将减少或衰弱。交往、广为传播的思想、所有说出的话、被迫去听的话、听到并作出反应的话，所有这些都会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思想潮起潮落，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族，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思想平面，也就是每一大群个人的平均智慧。每个人都成了由他伙伴组成的群氓的一部分。而这时，他自身特有的素质 - 如智力的主动性、自由的意志、聪明的反思、甚至还有洞察力 - 都随之全部消失了。” 虽然这种描述体现了莫泊桑的某种偏见，但是却体现了群体以及置身于群体中的个人的存在的一些特性和现象。作者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较低层次的心理接管了较高的层次。在感情与理智的斗争中，情感总是赢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动物这个事实。由于暗示或者影响，个人不自觉内化了外来的态度和感情，甚至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错把群体的一致性当成了由每个人理智所确立的真理。佛洛依德对此的看法是：就暗示而言，当一种想法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被唤起时，他随即就被接受了，好像它是从自己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对它的出处却没有予以考究。
一个拥挤的城市，一个充满梦想的城市。
在资本和革命的冲击下，传统的宗教和政治崩溃了。由家庭、邻里和农村组成的稳定世界变得支离破碎，而扩大和发展中的城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大量的人被吸入新城镇中，使得人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和隔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此作了描述：这是一个从温暖、自然和自发的集体向一个无情、人为、拘谨的集体演变的过程。前者的基础是宗族、乡邻生活和共同的信仰，而后者的基础则是盈利动机、相互的好处、以及科学逻辑。这种描述从重要的方面解释了过去和现代社会断裂的原因，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现代社会，文化和消费习惯大规模形成，思想和感情都被标准化了，从众倾向比过去更加的普遍和严重。与此同时，社会中群体的团结正在不断遭到瓦解，传统的纽带以及宗教信仰也不断被破坏。个人就是像被分离的原子，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个人成了他们自身需要的牺牲品。于是，群体被普遍认为是来自底层，威胁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反叛。历史上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被支持，一种是关于大众社会的观点，一种则是关于阶级社会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新的无产阶级群体是由于生产资源和手段大量的集中而导致的，大众社会理论倾向于认为当代社会首先主要是一个民众社会。个体受到的痛苦情绪和社会压力的影响，被迫接受某种集体模式并与之保持一致。根据这种思想，产生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无产阶级化，也不是经济的社会化。而是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混杂与融合导致的民众化，组成了同质均一的人类集体性实体，也就是大众组成的大众社会。如勒庞所说：民众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有意识活动，这是当今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由于群氓并没有推理能力，也没有维持生存和文化所必需的自我约束天资，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一时冲动的奴隶，很容易受到那些想要影响他们的人的影响。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是民众使得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
人们几乎可以说，暗示可以产生一切。
一种完全的孤独感让个体开始寻找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就是那种归属于群体的感觉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勒庞认为集体状态和催眠状态类似。一个个体融入群体所发生的心理调整，各方面都与那些催眠术带来的心理改变类似。产生催眠的正是一种念头。它通过一系列的转换，将一组形象发送到被催眠者大脑，这唤醒激发了一系列的基本感觉。结果就出现了抽象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转变成直接感受，概念化的思想转变成记忆中逼真的具体思想的过程（被催眠者犹如进入梦乡，受到了可见幻觉的侵扰，产生了与暗示思想一致的强烈感觉）。在观察一个群体时，人们看到了陶醉的个体。因此在催眠术的影响下，个体失去了意识和意志，他们成了梦游者或者机器人 -- 他们的意志屈从于领袖的暗示，在领袖的指挥下一致地思考、观察和行动。群体必须服从于一位领袖人物，这位领袖人物则像催眠师一样主要靠魅力和威信政府群体。领袖是中心点，第一个浪潮由他而起；中下层领导延续了暗示的工作，大众传媒更是加速它的传播。就像无论证据还是否认都阻止不了恶意的谣言一样，集体性暗示也在自身驱动力作用下以地震般势不可挡的同心圈方式扩散出去。对于群体心理学来说，催眠术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反应的主要形式。这一理论结果就是建议用催眠师替代演说家，用暗示来替代雄辩，用宣传来替代议会演讲技术。不再需要去说服民众，而只要用戏剧方式去激发他们采取行动，用组织来管教他们，用媒体来征服他们。宣传成了批量生产民众的一种方法，于是宣传过程越来越标准化。以上说明，我们大多数的行为，其实是信念使然。有判断力的聪明才智以及信念和激情的缺乏是行动的两大障碍。这些障碍可以被暗示消除，这就是大众宣传语言中充满比喻，生动的形象、直截了当和带有强制命令式的套话的缘故。
历史上，非真实的东西总比真实的东西重要。 - 勒庞
帕斯卡指出了一种行为规范：为了不犯错误，我们既要做自动装置，也要做有思想的人。比如对于风俗习惯，人们总是没有思考能力的顺从。完全有意识的个体思想和无意识的群体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个体思想似乎是批判性的，既合乎逻辑，又利用了实质上大多是抽象的概念。这些理论是在观察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完善的。如果不能证实是真实的，那么就不可接受，所以个体思想相对客观。而群体思想似乎是自发的，是由陈规老套的联想和铭刻在心的陈词滥调决定的。它利用了具体形象，并且群众不能使用抽象的理性。逻辑严谨的论述对群体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故而我们可以看到演说词是用来说服集体的，不是给哲学家拜读的。总之，群体没有如实的去看待世界，而是受别人的指使去看待和想象这个世界的。他们用一种形象，代替一个几乎不可容忍的现在。于是，群体的思想总是由那些已经发生的和已经历的东西构成。无人会去费心的检验这些辛辣的断言。它们并不全错，而且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自发思维与有鉴别的思维主要有三个不同：漠视自身矛盾，具有生动性和重复性。古代剧作家说，如果通过非同寻常的，具有宏伟的、骇人听闻的戏剧或者悲剧的鲜明形象来产生情感冲动的话，大脑的记忆便可能留下印象。如果一个人要产生影响，他必须要有惊人之处和非同一般的特点，与英雄或者叛徒这种极端典型相近，经历非同寻常的冒险和局势。如此，才能成为“生动的形象”。托马斯.阿奎纳说：没有幻想，人类的理智就没有力量。人们常常讲述一个剧院经理的故事，由于他上演严肃的戏剧，不得不保护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场，以防受到义愤填膺的观众的攻击。正如勒庞所说：一个人、一件事、一次事故在人们心中产生的形象几乎与现实一样栩栩如生。无论激发群体想象力的是什么，它都会使自己呈现出清晰的形象：一次伟大的胜利，一个伟大的奇迹、一次重大的犯罪或者是一个远大的抱负。一个重大事故，即使远远没有一百次小事故加在一起那么有危害性，也会让人产生很深的印象。一切旨在统治民众的政权，必然是一种想象的政权。它必须立足于某种最高理念，或者是植根于群体人无法摆脱的思想，直到受到这种思想所暗示的权利的影响，转变成集体的行为和形象。而重复的作用具有将概念化的思想变成心理作用形象，将抽象概念变成具体概念的特殊性。勒庞认为意思含糊，最不明确的词语，时常最有影响力。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等。这些简短的词有种真正的魔力，似乎包含了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形象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行为。勒庞相信语言是作为口头暗示的工具，有一种魔力。这种力量来自它在群体中激起强烈情感和永恒信念的力量。这种语言暗示的力量可以在群体每一位成员身上唤起对一些事件，古老信念和情感的记忆，所有这些都是本民族人民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与我们成长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漫长岁月相比，现在是微不足道的。总之我们可以说，有两种旨在表示现实的思维模式：概念化思维和心理作用形象。前者依靠理性和证据，后者求助于记忆和暗示。一个适合于个体，一个适合于群体。因此对于勒庞来说，群体时代就是想象的时代。统治他们的人是靠想象力去统治的。但是，无论语言有多么美妙，它所唤起的形象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如果将形象直接表达出来（画面），将显得更有力量。显然，大众媒体的出现是有经济和技术原因的（人们的物质需求开始大量增加）。形象最主要的目的始终是要影响和支配群众，从而大规模的造就他们。如今，我们已从词语文化时代进入和更有力量的形象文化时代。通信和传播手段变成一个历史因素，只要有群体社会存在，就有这个因素的陪伴左右。
少数人总是在成功的统治着多数人，这些多数人也对此表示赞成。
群体心理学把群体和领袖看成是两股主要力量，支配群体和领袖的法则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学无关。支配和服从被看作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其对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财富和生产的影响。群体心理学倾向于认为史前人类活动并不存在领袖和群体的纽带，正是他们的形成把人类活动带入了新纪元。美国心理学家沙克特的实验说明，悲痛或者高兴不是因为个体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种确定或不确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会随着周围的情感变化而变化。勒庞认为融入群体的个体将永远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会根据外界接受到的刺激而改变自己的情绪。除了情感的易变性，群体还具有轻信性。他们不能区分梦想与现实的差别，并愿意接受一切，且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不能。故而，勒庞认为群体处处体现了女人特质，并且喜欢强硬的人。似乎在女性化和集体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类似的，希特勒声称：群体的情感非常单纯和真挚，没有任何虚假和隐藏的成分，对其所爱或所恨、正直或不公、真理或谬误只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并且不掺杂半点非感情的东西。群体的极端主义表现在它能快速接受片面的观点，并根据这种观点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因此，如果一种行动想要取得成果，那么首先就需要树立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种思想，还可以是一个地点。通过选择这样一面旗帜--偶像或者替罪羊，我们就可以排除所有动摇、疑虑以及可能导致摩擦和群体分裂的观点上的差异。一旦群体情绪走向极端，他们就会极力拥护一种观点，完全排斥其他观点。正如勒庞说的，群体向女人一样，它马上会走向极端。此时任何怀疑都会变成不容置疑的罪证。孤立的个体一旦融入群体，这种厌恶或者不满马上就变成强烈的憎恨。但是，群体这种反抗和破坏性行为的爆发往往是暂时的。由于失去了自我，他们不久便厌倦了混乱，因此本能的转向了服从状态。正如尼采名言道：群体的本能就是稳定，保守的，这是与身俱来的。群体总是需要精神的一致性和情感的稳定性来帮助他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帮助他们弄懂复杂而又多变的宇宙，因为他们看起来只是茫茫宇宙的玩物而已。使群体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信仰。信仰的教条能满足这种需求，这种教条与孩子们体验过的教条相似。只要它们能够提供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就可以给受众以一致性和稳定性。信仰具有不会轻易改变的特性，是不属于可以讨论的范围。它通过自身的不言而喻性以及所激起的无法抗拒的情感力量去施加影响。简言之，在我们心中，这种信仰必须是教条和空想的。所有的集体信仰都是不妥协的、激进的和纯粹的。它们使信仰者在认识上抛弃了模糊性，在情感上更加专注，并且赋予信仰者一种兴奋感和全能感，因为信仰者坚信自己属于一个永远正确的群体。信仰能帮助信仰者证明他的热忱是正确的，并且把他从冷漠、懒惰的罪恶中解救出来，使他重新认识生存的意义，并向他保证激情会征服一切。正如勒庞所说，不管哪个种族，他们崇拜的都是相同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希望，尽管不同种族的人赋予希望不同名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一神论者。
群体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上帝。
这种信仰即便也许只是个幻想，也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的力量。芸芸众生潜在的状态是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状态，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履行一种使命，并且能拯救自己和万物苍生。虽然每个人都能成为领袖，但是真正能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领袖应该是个造物者，他把群体转变为由信仰和共同目标组成的集体活动。他的艺术领域就是社会生活，他的艺术就是统治艺术。通过他，思想转变成行动。群体杰出领袖的作用一直是唤起人们对信仰的追求。不管这种信仰是宗教，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一个人如果有了信仰，他的力量就会增加十倍。“领袖常常从被领导者中产生。他本人被某种思想所吸引，因此成为这个思想的倡导者。”勒庞说到。这些人由于受激情的驱使和使命的吸引，所以必定会脱颖而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勒庞所说的“神经过敏者，过分受刺激者以及生活在疯狂边缘的半疯子中。”他们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甚至连自我保护本能也消失了。他们所追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为他们捍卫的思想和追求的目标而献身。正如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说到“这是一个疯子给瞎子带路的时代！”正是有隐士彼得和马丁路德这样近乎疯狂的人，才使世界根本上发生了改变。领袖的主要品质是具有坚定的信念。而大多数个体对他们信仰不明确，并与这些信仰或理想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对领袖来说，没有任何怀疑和保留的余地。一般人认为对事物不过分狂热是优点，但在领袖看来这却是致命的弱点和自我放纵。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确保他的信仰，宗教或国家取得胜利。领袖还有个特征：他的勇气远超他的才智。勇气的问题常常是统治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友善的力量往往不可靠，而敌对的力量又常常是险恶的。比较而言，才智更像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优势。才智往往使拥有者变得宽容，这样也就极大的削弱了拥有者传播信仰时所必需的暴力和强硬。大多数的领袖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但正是这些学历有限的人，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最大的影响。歌德强调说，这种品质意味着对个人意志的控制：“实践已经证明，具有强大自制力的人常常能胜任最困难，最伟大的工作。” 歌德认为勇气再多也不嫌多，而才智过多则会变成弱点。因为才智会使勇气消失殆尽，才智会赶走行动所需的盲目性。正如那句箴言所说“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除了信仰和勇气外，我们还清楚的看到领袖身上另一种难以定义但却非常有效的特质，那就是领袖的超凡魅力。拥有这种魅力的人具有无法抗拒的优势以及对他人的自然控制。他的一言一行让人服服帖帖，甘地几句话，就足以让几百万人组成的情绪激昂的武装群体平静下来，并放下手中的武器。魅力领袖的一字一句都让人着迷，他的双眼就是暗示的工具。领袖的威望之中融合了领袖的两种品质，即引人注目的信念以及顽强的勇气。超凡魅力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天资，但这种天资必须经过磨练、训导和使用才能最终成为一种真正的、有用的可用的社会才能。因此，像艺术家一样，领袖既需要天分也需要熟练的技术。这项技术的运用还需要遵循两条简单的规则。第一条规则是领袖必须强加于自身的规则，主要包括：健康的体魄，精炼而又有威严的说话方式，简单明了的判断方式和迅速果断的处事方式。第二条规则是：在群体面前，要有捕捉和支配情感的能力、富有魅力的行为举止、能言善辩的口才和创造舞台效应的品味。只有这样，领袖才能激发群体的创造力。如果运用得当，还能激起人们模仿领袖的愿望，强化对其崇拜。如果没有这些愿望和崇拜，领袖就不能发号施令，群体就不会服从领袖。一天，拿破仑告诉其传记记者拉斯卡斯，他不得不制造出一种让人敬畏的气氛，否则的话，有很多人就不会注意到他，或对他过于亲密，因为他本人就来自于这个群体。领袖不得不去迎合群体对这种神秘气氛的热爱以及对他旨意的好奇，特别是在危急时刻。戴高乐利用了这一原则，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信可言，因为太熟悉了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如勒庞所提到的，遭到质疑的超凡魅力就不再配成为超凡魅力。群体领袖的超凡魅力不能建立在合法继承的法律上，只能建立在不断取得成功之上。如果他们失败，他们的权威就立刻下降，因为除了成功，他们没有任何其他支撑。领袖，如同西班牙阳光普照下斗牛场中的斗牛士，要么成功，要么死亡。领袖的超凡魅力建立在神秘和幻觉之上。领袖天才之处就在于能把群体事物和共同目标转化成具体和崇高的形象。在要他在场，平凡的工作也会变得非同寻常。群体需要幻觉，而领袖通过幻觉施展才华。领袖主要采取的三种宣传策略为：表现、仪式和说服。运用第一种策略需要一定空间，第二种策略需要一定时间，第三种策略则需要一定的语言水平。如果领袖要吸引一个群体，并用暗示力量来影响这个群体，那么他就要借助于某种非凡的、有独创性的行动，正是靠这种行动才使领袖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从群体心理学的观点看，如果一个领袖对民众没有感情，或者说缺少理解民众并分享其希望的本能和直觉，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伟大的领袖可以带领群氓实现创造性的改革，反之，没有正确领导的的群氓将成为一股毁灭性的破坏力量。
交流是社会进步的典型标志。
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改变交流的形式与手段，群体的性质和施展权利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只需考虑在收音机及电视机出现以后，整个政治和文化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就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一事实。交流方式的发展决定了群体的发展，也决定了他们接受大众暗示的方式。根据塔尔德的观点，让某人参与到交流中来，就意味着控制它的注意力并对他思想施加影响。没有一种社会关系能像交谈一样产生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渗透，或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从语言的神奇魔力方面考虑，把一个好的交谈者称之为有魅力的人是非常正确的。塔尔德直言不讳说，交谈的有效性在于它能产生类似于催眠的效果。这在许多方面就类似于暗示。交谈还意味着平等主义。暗示，平等，愉快这三个词概括了交谈的特质，使它变得最不引人注目但是却是社会交往最有力的代言人。塔尔德说：“商店、咖啡馆、俱乐部、沙龙等任何人们可以谈话的地方，都是权力真正的目标所在。”简言之，报纸、收音机和电视之类的媒体不是通过单独个体而是个体与个体间的接触，互相讨论交流才起作用的。而舆论则是一时的，或多或少符合逻辑的一连串判断，这些判断是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是生活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和同一社会里的人们作出的相同判断。
这种魅力便是权利。
超凡魅力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既有吸引力，又令人畏惧。它是超越理性的，能引起爱与恨的矛盾情感，并且既有挑战性，又有排斥性。我们应当注意到，超凡魅力可以唤起深藏在记忆最深处的往事，唤起传统的权能。领袖正是因为牢记了这些往事，才会很快制服群体。他似乎能唤起某种内在的幻觉，就像催眠师使病人想起一件往事一样。那种幻觉，即记忆，是人类具有的唯一真正的东西。佛洛依德认为原始的个人专制是社会习俗体系的基础。而我们隐藏了这原始的秘密，并用宗教，超凡魅力和效忠宣誓把它掩盖起来了。正如爱因斯坦在1953年所说的：“分析到最后，我们发现人类所有的价值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佛洛依德认为摩西的长久不衰，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早就看清了这点。摩西在迎合人们需要领袖的同时，传播了真理和道德。人类需要英雄。真正的英雄可以提高人类生活的普遍水准。
综上，群体心理学主要的主题包括：个体融入群体；领导者的权利；信仰和宗教的起源，以及它们群落“无意识”的留存；人类臣服之谜以及统治民众的艺术。群体心理学反对那种以利益和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它的力量在于它不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考察人，并且认为以我们现在的状况，离实现我们的理想还为时尚早。群体心理学指责传统观点没有看到群体的真正重要性以及本质，它认为传统政治学必定失败，因为其遵循的是科学逻辑。历史领域理论大多是面向未来，而群体心理学却强调过去。强调人类在历史上发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再重现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和活生生的记忆。
一些群体心理学理论认为，个体迷失在群众中时，就不是理性的动物和简单的个体集合，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利益，接受了共同的愿望。他们是城镇所产生的烦躁和兴奋情绪的玩物。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思考，为了房屋、食品、工作、小孩的教育以及个人的欲念和梦想，醉生梦死。而党派和精英们，则把一种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反复的灌输给群众。群氓现象是我们理解现代政治和文化的一把钥匙，并解释了我们社会经常遭遇到的不满情绪。佛洛依德和勒庞都认为群氓现象体现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科学事实，是需要被研究和解释的。如果误解或者忽视这种现象，则意味着对当代世界的无知。群体心理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原因当然是宗教对于民众的心理价值，而不是因为宗教的内容。群体心理学认为每一个大规模的行动都具有宗教特色，每一位有威望的领袖都掌握了利用这一宗教特色的技能，最优秀的领袖还具有预言家天赋。但是现代社会，宗教已经失去了其光环，是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使民众拜倒在其脚下。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会立刻急于去模仿他人（领袖/榜样），或者一种思想和服饰？ 原因可能有两个：本能趋势和节省力气。或者不留情面的说，是遗传本能再现和懒惰。群体心理学认为人类也不能没有主宰；人类是政治动物，他们需要组织，也就是说，需要秩序和领袖。人类有种崇拜需求，而领袖则是迎合或满足了这种需要而已。勒庞严厉的指出：群体这种崇拜需求很快就使他们成为某些个体的奴隶，因为他们屈服于这些人的超凡魅力，他们对那些他们所崇拜的人的敬仰是疯狂的。塔尔德说，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这种片面性和不可逆性也总是建立在社会模仿的基础上。父亲一直是，并且永远是儿子的第一位主人，神父和榜样。每一个社会，都是从这种个体模仿方式开始的。在佛洛依德看来社会学只是一种应用心理学。从这种角度看，实际上只有两种科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心理学包含整个人类现实世界，包括历史和文化在内。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佛洛依德提出宗教和强迫性精神病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是通过仪式和重复行为，摧残个体生命，使他们与世隔绝。他包括勒庞以及塔尔德都认为宗教是所有集体的最初结构，他指责宗教便是指责所有对世界的看法，无论他们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在群体心理学看来如同：伟人是历史之父，民众是历史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