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特别是当其与全欧洲日渐发展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混合在一起之时。在欧洲各国都在努力解决以上题造成的麻烦与困扰之时，中世纪关于犹太人的那些陈词调浮出水面了一一人们指控犹太人控制了欧洲的资本财富。由于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正是19世纪欧洲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犹太人再一次扮演了世界疾替罪的角色。犹太人开始被视为主宰市场的资本家，与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左翼运动联系在一起。
    对欧洲的新型反犹主义者来说，这种态度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一个由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者组成的、界限十分模糊的群体，他们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歪曲解释与对犹太人的古老偏见混合在一起。尽管在大多数国家，他们通常仅能对政治边缘群体发挥作用，但是，在这个日益复杂、人情淡漠的世界里，在传统基督教的田园价值观业已丧失的环境内，整个欧洲都笼罩在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之下，以至于反犹主义者还是打人了这个逐渐幻灭的肌体内部。
  反犹主义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尤具政治活力。在这些国家，传统的反犹情感与国外传人的反犹理念相混合。德国和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运动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创造了一种环境，希特勒正是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环境，才使纳粹运动在20世纪
三十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在法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试图利用反犹主义为自己捞得政治资本。“德雷福斯丑闻”凸显反犹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方面走得更远。在俄国，反犹主义偏见一直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并且酿成欧洲范围内最后一起大规模的血祭诅咒审判。但是更重要的是，反犹暴力成为一项国家政策的口号，面对整个国际社会对俄国反犹大迫害的声讨，俄国人炮制出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份《我的奋斗》之前，最恶毒、最险的反犹主义文件一《锡安长老议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