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食灾异中的学术和政治

唐代经学和历法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主张天人感应、灾异天谴之说。经学以神道设教为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灾异论。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历法制定者通过研究天体运行，发现天道中存在历数之常无法解释的变数，便自然地引入政教观念，用儒家灾异论解释天道中的“变”。“天行有常”与“休咎之变”相互配合，正好完整地解释了天道变、常并存的矛盾。因此，在历法的层面，灾异论与日食推步得以共生不悖。
日食祥瑞说的前提是承认日食是历数之常，正常情况下可以预测。它始于唐代，与当时历算技术进步有密切关系。然而，这些现象被视为祥瑞又是历算技术不够发达造成的。理论上说，天文历算的发展动摇了天人感应论，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由于知识技术本身的局限和政治的各种实际需要而生成新的灾异说和祥瑞说。无论是日食祥瑞说在唐宋的盛行，还是在元明清的消歇，知识和技术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历代日食是否祥瑞的争论中，焦点问题始终是天人感应。
就中国而言，灾异论的根本性衰亡晚至清末民初。究其原因，不是“科学知识”的积累，而是从西方传来的“科学”观念在意识形态层面战胜了包括儒学在内的本土传统观念。由于“赛先生”（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到来，灾异论才被视为“反科学”的知识体系而名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