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作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