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第一部分
克格勃全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omitet C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是有史以来最复杂且最有影响力的情报机构…克格勃既是一个国际国内情报搜集机构，也是政治警察及国家安全机构…为对敌国开展间谍及反情报行动，克格勃在全球招募代理人并安插间谍，广泛地搜集、收买和窃取军事、政治与科技机密。鼎盛时期的克格勃拥有一百多万名情报官员、代理人和线人，没有哪个组织能像克格勃一样深刻地塑造了苏联社会。（P7）
对朋友和邻居来说，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主角的父亲）一家似乎是苏联公民的完美范本：他们意识形态纯正，忠于党和国家，现在又有了两个健壮的儿子…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美好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深深的裂痕，隐藏着各种骗局。（P9）
老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名典型的“苏维埃人”，一个顺从的国家公务员。但在内心深处，他感到恐惧和害怕，也许还因内疚而不安。奥列格后来发现父亲是一个“战战兢兢”之人…相比之下，奥列格的母亲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没有那么驯服。她从未入党，也不相信内务人民委员部毫无瑕疵…出于一个农民根深蒂固的常识观念，她甚至这种国家机器拥有反复无常与恶意报复的习性，但她保持了缄默。（P10）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一个充满欺骗却亲密友爱的家庭中长大。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尊重党，以一名无畏的共产主义拥护者自居，但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目睹了恐怖事件的怯懦之人。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完美的克格勃特工之妻，但在暗中鄙弃苏联体制。奥列格的外婆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偷偷地敬奉上帝。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在彼此之间或向任何外人表露过自己的真情实感。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强调令人窒息的一致性，一个人偷偷地持有不同信仰是可能的，但对此开诚布公就太危险了，即便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奥列格从小就发现，一个人可以过一种双面生活：在爱身边人的同时，隐藏真实的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面前是一种人，内心却截然不同。（P11）
在学生时代，他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热切地希望像父亲和哥哥那样进入克格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匈牙利暴动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设想，但还不是颠覆性的。（P13）
（1961年圣诞节）奥列格没有向瓦西里透露他对修建柏林墙感到的恐惧。哥哥已经是一名职业克格勃情报官员，不会容忍这种思想立场的动摇。（P17）
为什么他要加入一个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受到他质疑的组织呢？克格勃的工作内容充满魅力，并承诺提供出国的机会。地下工作的隐秘性自有其诱人之处。而奥列格自己也充满雄心。他认为，克格勃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自己也会改变，苏联也可能产生变革。此外，这份工作报酬丰厚，能让他享受特权。（P18）
一个已婚苏联情报人员对同性恋色情感兴趣并不是好事，因为一个有秘密的男人有可能遭到勒索。丹麦安全机构对此进行了仔细的标记，将这条有趣的爆料信息告知了一些盟友。在西方情报机构的档案中，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名字旁第一次被打了一个问号。（P34）
化名格罗莫夫的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越过边境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组织，该组织由假扮成游客的精锐苏联特工和破坏分子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实施一系列“挑衅行动”，制造捷克斯洛伐克即将爆发反革命暴动的假象。（P38）
目睹柏林墙的建立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效忠的政权的真实面目。他对苏联制度的态度迅速由疏远转变为憎恨…（P39）
奥列格用大使馆走廊角落里的电话联系上了在家的叶莲娜，对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行动进行了潮水般的咒骂与抨击…他知道大使馆的电话正在被丹麦安全机构监听。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也对他家里的电话进行了窃听…这一通电话并非向对方传递的明确信息。相反，这是一种暗示，一次情感接触，一次让丹麦人和他们的西方情报界盟友察觉到自己感受的尝试。他后来写道，这是“自己第一次故意向西方发出信号”。（P39）
此前的第一次见面后，奥列格通报了上级，并写了一份报告。但这次的见面未经许可。如果克格勃发现他和布洛姆黑德进行了接触并秘而不宣，那他就完蛋了。（P67）
“挑逗”已经结束：克格勃少校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为军情六处工作。“阳光”计划正式开始运作。（P67）
在哥本哈根酒店角落里那令人舒畅的一刻，奥列格长久以来所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汇聚到一起：他对父亲不为人知的罪行的愤怒，他对母亲的摸摸抵抗和外婆秘密的宗教信仰的理解；他对自己从小到大所身处的国家的厌恶，以及他对自己所发现的西方自由生活的热爱；他一直以来隐忍于心的对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及修建柏林墙等事件的愤怒；他对自身戏剧性命运和优越教养的感知，以及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俄国的乐观信念…在一种特殊力量驱使他做出承诺的那一刻，他的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种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绝对正确的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信念，一种将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全心全意的道德责任感，一种对正义性背叛的执着。（P67）
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告别后，布罗姆黑德想到他其实对这个满脸微笑、非常沉着的苏联克格勃官员所知甚少，而这个人似乎准备冒生命危险和军情六处合作。他们没有谈过金钱的问题，也没有讨论奥列格自身和他家人的安危，以及他是否打算叛逃。他们主要探讨文化和音乐，没有谈论政治、意识形态和在苏联的生活。他们没有讨论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真实动机。（P70）
斯大林手下负责间谍事务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对在西方国家发展间谍的部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寻找那些被命运和天性所伤害的人——那些深受自卑心态困扰，渴望权势但屡遭不利境遇打击的丑陋之人……通过与我们合作，他们都会得到一种特殊的补偿。加入一个显赫组织的归属意识，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凌驾于身边那些英俊和成功的人之上的优越感。”多年以来，克格勃一直使用首字母缩略语MICE来指代间谍活动的四种主要动力，即金钱（Money）、意识形态（Ideology）、胁迫（Coercion）及自我价值感（Ego）。（p72-73）
促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投入军情六处怀抱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他在一个绝对服从于教条的世界里长大。一旦拒绝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他就会坚定地运用新信仰去攻击旧思想…他想要一种截然不同、品质更高的生活…（P74）
趋势奥列格变节的内在因素就更加隐晦了。他喜欢浪漫和冒险。…他在寻求复仇的机会，希望实现自我价值，但也在寻找爱。（P74）
他将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但英方必须满足他三个条件：“第一，我不希望克格勃站点的任何同事遭到伤害。第二，我不想被秘密拍照或录音。第三，我不要钱。我出于意识形态信仰为西方工作，不是为了获利。”（P76）
测试一个人是否撒谎的最好方式就是问一个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细节之多证明他没有撒谎：没有“诱饵”敢透露这么多内情。（P79）
“阳光”与“C”之间的往来信函保存在军情六处的档案中，它们充分证明了个人情感对成功开展间谍活动的重要性。（P95）
戈尔季耶夫斯基道出了自己叛国的关键所在：尽可能多地去获取与自己所憎恶的这一制度有关的情报，以便更好地摧毁它。（P111）
和所有的间谍与负责人的关系一样，欺骗与利用会影响和波及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古斯科特的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破坏他所痛恨的政权，并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尊重；古斯科特则在敌营中长期安插了一名深度潜伏的特工。但对他们二人而言，这种关系不止如此：这也是一种交织在保密、危险、忠诚于背叛中的强烈的情感纽带。（P115）
第二部分
中情局初级官员培训课程旨在从纷繁复杂的情报搜集世界中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但这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埃姆斯明白了道德准则并非一成不变，美国的法律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法律之上，而一名贪婪的间谍比立场坚定的特工更有价值，因为“一旦你能用金钱钓他上钩，就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埃姆斯开始相信，成功发展特工的关键在于“准确地评估人性的弱点”。一旦你知道了一个人的弱点，你就可以引诱和利用他。背叛不是罪恶，而是一种实用的工具。“间谍行动的要义在于背信弃义”，埃姆斯如此断言。但他错了：维护信任、提供一个更崇高的效忠对象，才是管理间谍的关键。（P146）
1970年代的克格勃显然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了。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狂热让克格勃发展了很多忠诚的特工，但现在的间谍完全不同，他们战战兢兢、唯命是从。（P163）
在开展“莱恩行动”的过程中，安德罗波夫违反了情报工作的第一准则：决不能让情报人员核实你已经相信的东西。（P169）
克格勃分部无人敢指出这一常识性错误。在一个人人谨小慎微、等级分明的组织中，比暴露自己的无知更可怕的就是揭露上级的愚蠢。（P171）
从事这一职业必然伴随着过量饮酒，冷战对峙的双方都是如此，情报官员和特工经常会喝得烂醉来舒缓压力，让酒精麻痹自己。喝酒带来的愉悦感和释放感会让特工与负责人之间这种极难把握的特殊关系运转得更加顺畅。和其他政府机构不同，情报机构倾向于招募具有想象力的人…但在这方面，克格勃并不一样，因为这一组织的政治规定摒弃醉酒和个人主义。（P197-198）
但戈尔季耶夫斯基递给军情六处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在升级的紧张局势和互不理解的压力下，一起普通的悲剧事件可以将政治局势恶化至十分危险的地步。（P208）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使里根更加坚信，“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去缓和紧张局势，并结束冷战”。（P213）
间谍惯于吹嘘自己的高超手腕，但在现实中，谍报活动往往不能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政治家珍视机密情报中隐藏的信息，但这并不代表与那些通过公开手段获取的情报相比，他们更信赖这些秘密情报，而且后者的可靠程度还有可能因他们的行为而下降。（P213-214）
改变世界的伟大间谍为数极少，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位列其中：他在历史的关键转折期获取了克格勃的内部情报，不仅揭露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动向，而且透露了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和计划，并因此改变了西方对于苏联的看法。他冒着生命危险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让世界变得安全了一些。（P214）
这是一种完美的情报循环：戈尔季耶夫斯基告知首相在苏联人面前应如何表现，然后报告了苏联方面的反应。间谍通常提供事实，让情报用户自行分析；但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戈尔季耶夫斯基能够为西方解读克格勃的想法、期待与忧虑。“这就是奥列格的主要贡献，”军情六处情报分析员表示，“他深谙别人的想法，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与理性尺度。”（P216）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间谍活动既产生了积极效果，也产生了消极效果：在积极的方面，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预警信息与观点；消极但同样有价值的是，它让英国人确信克格勃驻英情报站总体上是一个毫无希望、步履蹒跚、效率低下且充满谎言的机构，同它的负责人（阿卡迪·古克）一样。（P216）
戈尔季耶夫斯基为尼奇坦科搜集的所有发给莫斯科克格勃中心的情报，也都交给了军情六处。不仅如此，英国情报机构还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可在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使用的情报，包括双方会谈时讨论的话题，可能的共识点与分歧点（比如矿工罢工），还有关于如何和与会人员进行互动的建议。英国情报机构有效地为即将举行的会谈确定了议题，并让双方都了解了情况。（P229）
戈尔巴乔夫都会要求随行人员提供一份三到四页的详细报告，对“明日的会谈内容与基调进行预测”。克格勃没有相关情况，但军情六处有…军情六处掌握了一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起草的外交部简报，列出了他将与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讨论的内容要点。军情六处将材料交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马上回到情报站，立刻用俄语把内容敲出来，交给报告员，让其在每日情况报告中加以采用。（P230）
戈尔巴乔夫对英国的访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是达成了共识…尽管在口头上进行了争论，两位领导人的会谈还是比较顺利。似乎双方是按照同一份计划开展工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P230-231）
“双方都看了我们的简报，”军情六处的情报分析员说，“我们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努力去利用这些情报，不进行任何歪曲，来改善双方的关系，并开创新的可能性。我们少数人在历史转折的神奇时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P231）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贡献是这场政治突破最终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P231）
也许中情局本应更早地发现埃姆斯正在腐化，但就像军情五处姑息了贝塔尼一样，怪异的行为举止、酗酒的习惯以及糟糕的工作表现并不会引起怀疑。埃姆斯这样的人在中情局颇为常见，他的生活破败但并不令人感到陌生。（P236-237）
每名间谍都会留下线索。中情局侦探开始对过去三年这名神秘英国特工提供的情报进行梳理，试图通过排除与推论找到他（她）。（1）军情六处提供的关于“莱恩行动”的细节表明，情报出自一名克格勃情报官之手…情报的质量之高表明实际提供者的职务较高；（2）定期收到报告表明此人频繁和军情六处碰头，这或许意味着他人不在苏联，可能就在英国——他似乎“很了解关于英国的情报”这一事实，进一步佐证了中情局的判断；（3）英国人交给中情局的情报里很少包括技术或军事情报，主要是大量优质的政治情报。这表明这名间谍很可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PR线工作；（4）一名潜伏于克格勃的特工肯定会指认一些为苏联效力的间谍。那么苏联人最近在哪里损兵折将了呢？挪威的霍维克和特雷霍尔特。瑞典的贝里林。不过，近期最轰动的苏联间谍事件发生在英国，迈尔克·贝塔尼的被捕与受审被媒体广泛报道；（5）中情局非常了解克格勃的组织架构，知道他们的第一总局第三处统一负责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中情局数据库中对已知和可疑克格勃特工进行查询后发现，在霍维克与贝里林被捕时身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在特雷霍尔特和贝塔尼落网时待在英国的人只有一个；（6）进一步查证之后便不难发现，丹麦人早就认定此人可能是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但英国人还是在1981年承认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外交官，并批准了他的签证，这直接违反了英国方面的规矩；（7）中情局来自丹麦的一份七十年代的档案指出“一名丹麦情报官员曾说漏了嘴，表示军情六处在1974年发展了一名任职于哥本哈根的克格勃官员”。（P237-238）
英国人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些美国人不知道的情况，但现在中情局已经知道了一些军情六处以为他们还不知道的信息。这就是典型的情报战。（P238）
戈尔季耶夫斯基接任站长前十二天，奥德里奇·埃姆斯向克格勃递交了投名状…他觉得自己在中情局没有受到重视。但他后来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这么做是为了钱。”…为了实现他自认为应得的美国梦，埃姆斯选择向克格勃出卖美国。（P242）
研究过戈尔季耶夫斯基案例的情报分析员大多认为，刚和苏联人联系时，埃姆斯曾向对方透露，克格勃内部有一名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高级内鬼。他当时可能不知道此人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因为他没有亲自调查此事。但他肯定知道中情局对代号为“挠”的军情六处间谍身份的调查正在进行。（P246）
戈尔金耶夫斯基在英国任职期间，潜逃计划始终处在待命状态。每一名新到莫斯科任职的军情六处官员都对这一计划的所有细节非常清楚，他们看过一个名叫“皮姆利科”的间谍的照片（尽管从未获悉他的真名），也对传递暗号、车辆搭乘点与潜逃的流程进行过训练：这是一场由逃跑和识别暗号构成的复杂哑剧。（P253-254）
第三部分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格勃之间演绎了一场欺骗性对舞，双方装作步调一致，都等着对方先犯错。压力无处不在，且无人可以分担。（P266-267）
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心中一惊，感觉自己进入了虚幻的梦境，在远处半清醒地通过扭曲而折射的镜头，观察着自己…戈尔季耶夫斯基所喝的白兰地中加入了某种吐真剂（truth serum），可能是克格勃生产的一种叫做SP-117的精神药物，即含有一种快速见效的巴比妥类麻醉剂的硫喷妥钠，无色无味，是一种用于瓦解对方精神防线、让对方吐露真言的混合制剂。（P270）
此时，仍在莫斯科流亡的英国老间谍金·菲尔比帮上了忙。“绝不承认”，菲尔比曾这样教导他的克格勃学生们。药物开始起作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又想起了菲尔比的话：“像菲尔比一样，我什么都不承认。否认，否认，否认。这是一种本能。”（P271）
从谢苗诺夫斯科疗养院回来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仍感到忧虑。不过自从回到苏联以来，他第一次下定了决心：自己必须逃走。（P290）
间谍看重信任。在毕生的间谍工作中，戈尔季耶夫斯基养成了识别忠诚、怀疑、信念与信仰的本领。他爱莱拉，但并不完全相信她；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怕着她。（P291）
多年后，莱拉被问及如果知道了潜逃计划，是否会向当局告发。“我会让他走的，”她说，“奥列格做出了他的道德抉择，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尊重。无论被认为是好还是坏，他都做出了关系一生的抉择，他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有必要。明知他面临生命危险，我的灵魂无法背负‘告发他送他去死’这种罪恶。”不过，她没说自己是否准备和他一起逃走。（P293）
弃家人于不顾的决定可以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或是一种极为自私的自保，也可能二者兼有。（P294）
特工与负责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作关系和私人情感的奇特结合。一名优秀的负责人能为特工提供心理保障、经济支持、鼓舞、希望和一种奇特的爱心；但负责人也要提供保护。在发展并使用一名间谍时，负责人还需要照顾他，履行一项隐性承诺：确保间谍的人身安全高于一切，风险不应大于回报。（P304）
这位“科林斯先生”——无论他是谁，都已经为西方阵营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他身处险境，英国必须竭尽所能地营救他，无论带来何种外交影响。（P316）
“如果你身处克格勃内部，并且想要扳倒某人，你就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因为你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克格勃太执着与得到确凿的证据了，而最终拯救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正是这一点，以及他自己的勇气。”（P359）
“好吧，”戈尔季耶夫斯基说，“那就继续推进计划。你们继续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民众知道，他们无法在经济投入上超过你们。你们的技术比他们的先进。继续坚持。”戈尔季耶夫斯基补充道，莫斯科会拼命追赶“星球大战”计划，在宜昌根本赢不了的技术军备竞赛中，投入大量金钱。“从长远来看，‘星球大战’计划会摧毁苏联的体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蒙克顿堡会面是冷战的另一个关键时刻。（P364）
尾声
“他做了自己坚信正确的事，我尊重他的选择。不过他并没有问我。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卷入其中。他没有给我选择的机会。他自认为是我的救星，但又是谁置我于如此的境地？他忘了这一切因何而起。你不能把人踢到悬崖边，然后伸出一只手说：‘我救你！’他真是个典型的俄罗斯人。”莱拉对自己的遭遇无法释怀。（P382）
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关于克格勃组织架构和工作方法的知识宝库……让我们能够对他们进行长期而全面的打击”。（P384）
对西方情报部门而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案例成了一个教科书般的典型案例，在发展和管理间谍，利用情报掌握和改善国际关系，以及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拯救一名身处险境的间谍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在是谁出卖了他这一问题上，他们仍没有得出答案。（P386）
从表面上看，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埃姆斯两人的行为非常相似…他们都违背了从业之初自己立下的誓言，也都过着一种两面人生…两人之间的差异关乎道德评判：戈尔季耶夫斯基为的是他所认为的主义，而埃姆斯只是为了自己。（P386-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