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受《梦游者》启发而作的扎记

在布洛赫的想法中，现代是一座桥梁，它从非理性的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引向非理性在一个无信仰的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座桥梁的尽头出现的人影，就是胡格瑙。一个幸福的、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凶手。这是关于现代终结的一个愉快的版本。
非理性的逻辑是建立在混淆机制上的：帕斯诺夫的现实感很差；他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一窍不通；他永远无法知道别人的目光后面隐藏着什么；然而，尽管外部世界已经变形，变得无法认出，没有了因果关系，但它不是哑巴：外部世界在跟帕斯诺夫说话。就像在波德莱尔那首著名的诗中，“悠长的回声混合在一起”，“香味、色彩和声响在互相应和”：一个事物靠近另一个事物，与之混淆在一起（伊丽莎白与圣母混淆在一起），并通过这一靠近，得到解释。
因为恶的代表都是可以互换的。他们混淆在一起。他们只是同种实质的不同表现。当埃施的目光掠过挂在墙上的亨特杰恩先生的肖像时，他脑海里有了个想法：马上到警察局去检举揭发贝尔特朗。因为假如埃施打击贝尔特朗，那就好像是打在了亨特杰恩夫人的前夫身上，就好像是他为我们，为我们所有人，扫除了一小部分公共的恶。
布洛赫让我们明白了，任何行动，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它的基础都是一个混淆的体系，一个象征思维的体系。只要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可以知道这一非理性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一种理性思考更能影响我们的态度：一个特别喜爱玻璃缸中鱼的人让我想起一个以前曾给我造成可怕的不幸的人，那他总会让我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提防心理……
非理性体系同样统治着政治生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俄国同时打赢了象征之战：至少在半个世纪内，它向一大批渴望价值又无法区分价值的埃施之流，成功地灌输了善与恶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的意识中，古拉格永远无法取代纳粹而成为绝对的恶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大众自发地抗议越南战争，而不反对阿富汗战争。越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所有这些词就像波德莱尔诗歌中的色彩与声响一样相互应和着，而阿富汗战争可以说从象征上来讲是个哑巴，至少处于绝对的恶，处于象征之泉的魔圈之外。
我们都极少有现实感，这躲在一辆漂亮汽车的面具之后的死亡在超现实的象征之屋内代表的，其实是生活。这一死亡是带着微笑的，它跟现代性、自由、冒险混淆在一起，就像伊丽莎白跟圣母混淆在一起。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的死亡尽管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却更多地引起我们的注意，唤醒我们身上的激情：这类死亡是跟刽子手的形象混淆在一起的，它的象征强度要大得多，阴暗得多，更能激发人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