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变局

我[14]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整个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百分之十二，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沿袭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15]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当时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即便在今天，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过去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只能跟两千年以前的古人一样过一种马铃薯式的生活。马克思曾说，19世纪中叶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装在一个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至少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法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我[18]们看到百年前辛亥革命的一刹那，在短短的一百二十多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也许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先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
无[20]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能约束它。
第[21]一套较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这套教科书。到1922年，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22]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北大是在1922年前后才走向成熟的。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近半个世纪是最佳的，大批足以担当这个民族栋梁的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这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时期，当权者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党派报纸不是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从[23]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被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等人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有才华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生还纯属意外，是清廷不愿意杀他。清廷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是有政治智慧的，在历史的危急[24]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放眼历史，中国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和平、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非得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国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有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辟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不要对抗要对话，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25]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影响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
今[32]天看来，一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何等地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似乎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中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回望一百一十多年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一百〇【零】三天[33]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一留下的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地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到1905年甚至把科举制都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官员选拔机制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出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掐死的戊戌变法那些纲领。1906年9月1日她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十年，慈禧太后做得比光绪皇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的主要成果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甚至远到新疆。我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虽然还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了“新疆谘议局”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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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34]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画脚，对政府的施政品头论足。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曾带着咨议局常驻议员辞职抗议。因为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他的这种监督，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资政院，一部分是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是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我看了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主要包括受过中学堂或有相当于中学堂学历的人，或是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还有一个条件是家里有五千银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符合条件的人具有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其他就是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当然都是男性，女性是没有资格的。限制条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一是有一定的财产，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美国1787年有了宪法，最初具有选举资格的人都要是具有一定纳税金额的成年白人男人，这就是限制条件，黑人不算，女人不算。到了后来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是纳税多少都有选举资格。到20世纪中叶，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龄也都具有选举资格。20世纪60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美国这个过程经过了两百年。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国家，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整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女性都有选举权，也是到了20世纪才实现，有六百年到七百年的过程。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有历史的国家，在一开始启动选举时就是一步到位，所有[35]的人都具有选举权。由此看来，中国在最初开放选举时，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也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四十三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受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主要是因为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的观念是钱财不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教育程度够格。
袁[35]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因为没有把那些力量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掉。他们还[36]存在,存在就有问题。这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选[38]举不一定是选优，尤其不是选最优，但选举是淘汰劣，淘汰最劣的。这就是选举的基本规则，凡是在选举中正常选上的人，他不一定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但他一定不是最次的那种人。那次选举当中，四个政治党派：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拿到了多数席位。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的党派，重新组成的国民党，当时带有革命的合法性，同时它的领袖人物宋教仁又是中国现代政党制度的一个推手，对选举有较好的安排。他当时从湖南老家到长沙，到武汉，顺江而下，到安徽，到南京，到上海，到杭州，一路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施政不得[39]当，提出他的政治主张，倾倒了当时中国中产以上的阶层。
1913[39]年的春天，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把整个中华民国打穿了一个洞，晨光熹微的民国被打破了，从此民国不得安宁。民国向军国转型，这一枪是一个关键环节。首先选择暴力的是孙中山，不是袁世凯。但是袁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他是练兵起家的，最熟悉的不是谈判桌，不是国会，而是暴力。一旦对手使用他最熟悉的暴力，等于给了他使用暴力的机会。历史又一次逆转——从三[40]派同源、殊途同归，用和平方式共同造成民国，从此回到暴力，再一次回归以暴力决定一切的道路上去，以后的历史又是用暴力决胜负了。
宋[40]教仁领导革命党往普通政党转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不能永远都做革命党，革命结束，革命党要尽快变成一个普通政党，可上可下。这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如果在选举中获胜，进而在朝，可以实行自己的主张，推行自己的政见；如果选举失败，退而在野，作为在野党，一样可以监督政府，使政府有所忌惮而不敢任意妄为。这是一个现代政治的基本准则，近百年前宋教仁就已讲得清清楚楚。
宋[42]教仁死后，国民党在国会依然占有多数，民国的司法独立也仍然没有问题，所以上海的检察厅发出传票，传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法的途径，在体制框架内制衡袁世凯，来解决宋教仁案，，还没有走到尽头，至少还可以进行一段时期。但是孙中山非常着急，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跟袁世凯摊牌，要用南方的武力跟袁世凯决战。这件事实际上逆转了整个民国的方向。总体上看，革命派不是没有责任，立宪派也有责任；当然，毫无疑问袁世凯的北洋派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是执政者，是在位的总统，他掌握最大的政治资源，他是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谁掌握的资源越多，身负的责任也就越大。为这个不幸的历史结果，三派都要负起自己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
当然，当时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鲁迅笔下的那些人，同样要承担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自己的那一份。你可以做一个看客，我最近在想鲁迅发明的“看客”这个词，其实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以前我们一直当贬义词来看待。今天或者到某一天，如果中国人连看客都不愿意做了，或者欲做看客而不得，[43]那才是真正危险。愿意去做看客去旁观、去围观，至少还尽到了做看客的这一份责任，看客多一些，目击者多一些，围观也可以改变中国。当然，仅仅尽这个责任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做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更想强调在“看客”之外的另一个词，叫群角，就是群众演员，跑龙套的，或者只有一句台词的，或者连台词都没有的，出现在舞台上就是甲乙丙丁，就是无名者。无名者同样是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个结点，历史是由无数的结点构成的。很多时候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诚然没有错，但是它同时也是小人物创造的，是小人物一同书写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对我说，历史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但是构成这张历史大网的是无数的结点、网结，一个结一个结，每一个人都是这张大网当中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结点出问题，整个的网可能都会有问题。我们回过头想一想，那个杀死宋教仁的小人物武士英算什么人物啊？他不就是上海滩一个名不见经传、微不足道的地痞吗？当过兵、流落上海街头，一个小痞子，才会被人家几个大洋买通杀人，他也不知道杀的是谁，但是他开出的几枪就击倒了一个新生的民国，整个民族的命运就改变了，你敢说小人物不重要吗？
假如武士英开枪时良心发现，把枪打偏一点，没有打中宋教仁的要害，历史不就改变了？宋教仁没有打死，受伤进了医院，治好了出来，声望更加如日中天，中国的未来很可能就由宋教仁的道路所决定，而不是袁世凯的道路，也不是其他人的道路了，那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很多时候，历史可能是由小人物来写的，像武士英这样的小角色、小人物，在历史上何止万千，但在有的节骨眼上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有时想，每一个人在他承受到了[44]历史重量的时候，他只要稍稍地挪一下他的肩膀，也许历史就改变了。你不需要付出太多，你只需付出一点点，你能承受得了的部分，承受不了的让别人去承受就够了。
从做看客开始，到做群角，其实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上帝创造的奇妙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孙中山和武士英一样重要，袁世凯和他的仆人一样重要。我们知道罗马皇帝可以被他的仆人干掉，假如说有一个仆人干掉了袁世凯，历史不就改变了吗？洪宪帝制前确实有卫士试图这么干，失败了。放在整个历史当中，真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一个偶然就会改变一切，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无数的偶然加在一起也许就成了不偶然。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在偶然与不偶然之间，靠每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教育程度、他的思维、他对生活的感受去把握。正因为历史本来有很多的偶然性，有无数的可能性，有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才要来研究历史。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相，活得更明白，更清楚。假如历史真的有规律，如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确定，历史是很没趣的。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它有很多的侧面，它有血有肉，比只有标准答案的算术题可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