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鲁迅的起点之上

鲁[244]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还有《野草》，这四部作品主要呈现鲁迅对故乡价值的追寻。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作者对少年时代故乡的回忆。我说的这个故乡不是刻板地指他的出生地的那个意思，比如说《红楼梦》离不开曹雪芹少年的记忆。鲁迅最出色的小说哪一篇不是涉及绍兴？只有触及绍兴这块土地[245]的时候，他才呈现出他那无与伦比的审美感觉、精神概括的力量。我们老是怀疑：为什么鲁迅晚年不写小说了？他离开北京以后就写不出像《呐喊》、《彷徨》这样的作品。离开了绍兴这块土地，我觉得鲁迅已经耗尽了才能。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限度，上面都有一个天花板，鲁迅的天花板在1927年之前就已经到了。其他的作家也一样。郁达夫死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几岁，他在三十三岁就写完了他一生的小说，后面只写些游记、随笔等。因为他的故乡记忆，青少年的记忆写完了。他能够写的那些题材其实都已经写完了。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说过，他所写的那些东西就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故乡的那些东西，是东京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的故事。那些故事写完了，他也就写不出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每个人最成功的作品也都是他对故乡的记忆，这一点，张爱玲和沈从文最明显，张爱玲写的都是上海都市的话题，沈从文一生只写湘西，离开湘西，沈从文写不出好作品。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有一句话，什么是哲学？哲学 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的过程。我想他说的不光是哲学，文学同样如此。文学也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这个过程谁呈现得好，谁的作品就好。鲁迅最成功的那些作品几乎都是写绍兴的，《孔乙己》、《祝福》、《故乡》、《社戏》……过了多少年，大家再重读，都会有一些吸引你、打动你的内容。其实这些原本就是你内心也有的东西，他唤起了你心中的某些共鸣，这些作品骨子里跟你内心是相通的。
鲁[251]迅走出的这条独特道路证明，读书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同时还不放弃对社会的关怀，这条道路对中国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权力之外拥有社会。这是最大的一个价值，以往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天空之下、大地之上都属于皇帝，属于朝廷。在皇帝允许的范围之内，你不可能找到另外的生存可能性。然而鲁迅用他的道路证明，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已经开始了。在国家之外可以有社会，这是现代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一切都是朝廷说了算，皇帝说了算，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个专制社会。现代[252]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国家之外有社会，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里找到生存的空间，无须看国家的脸色。这种可能性在民国创立之后，在“五四”以后，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在鲁迅的时代，许多著名的大学、出版社、报纸都是民办的。鲁迅老是说，国民党不喜欢他，但国民党并没有真的动过鲁迅！鲁迅两次说国民党要抓他，都是据说，没有成为事实。熟悉他的曹聚仁说过一句话，鲁迅在1927年之后的人身安全始终不成问题。他对自己的险恶处境有些夸大，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有些担忧和不安全感都是正常的。但是在租界没有这种不安全感。鲁迅不是政治中人，他只是用他的尖锐的杂文介入社会，从来没有卷入过直接的政治。他不像杨杏佛卷入很深。杨被暗杀，但鲁迅从来没有这种风险。民国时代虽然战争、动荡不断，还有外国入侵，从思想史上看，却是一个可以跟春秋战国、魏晋时代相媲美的充满创造性的时代，各个领域几乎都出现了富有创造力的大家，包括学术领域的陈寅恪等人，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正是他们一起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现代社会。这是曹雪芹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
其[253]次是鲁迅思想上的缺陷。我觉得他思想的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制度性的思考。鲁迅在政治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要看《鲁迅全集》就很清楚，他不相信任何政府能把中国搞好，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包括民治。他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怀疑主义者，他怀疑一切。他知道民国的军阀政府不好、国民党政府不好、以前历代王朝都不好，外国也不好，将来也不会有好的。鲁迅本质上非常怀疑，所以他有一种绝望感。这种绝望来自于他对制度性思考的排斥。鲁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不能建构起一种制度，来制衡、约束人性当中不好的因素，把人性当中的弱点加以限制。他没有想过，他不想，他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一生连准备了解的念头都没有。他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怎么运行，对投票选举、议会制，他都不相信，而且拒绝了解。这导致鲁迅对当时的社会缺乏一种积极的心态。在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后面，就是他在哲学上的虚无主义。鲁迅的哲学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所以鲁迅很酷，酷[254]就酷在他还有点后现代。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他的眼光，他的洞察力，也许就是后现代的洞察力。有人说鲁迅是现代性的焦虑，也有人说鲁迅是后现代性的焦虑，比如他的《野草》，他身上有某种后现代式的看破了一切之后的绝望、虚无。《野草》的绝望，这种后现代的东西在鲁迅身上又跟他的强烈的社会关怀交织在一起，许多时候那种现实关怀掩盖了鲁迅虚无的一面，让人看不出来。当然，鲁迅缺乏对制度性思考的缺陷是有原因的。
在[267]1926年的中国，当鲁迅写下《纪【记】念刘和珍君》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他的声音并不是空谷足音，而只是当时无数声音中的一种。[268]为什么鲁迅的文章流传那么广？首先是有教科书的作用，其次是因为文学的魅力，是文字的魅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那些感染力很强的鲁迅式语言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而其他的文章，包括朱自清的纪实散文就缺乏这样的语言魅力，没能流传甚广。所以给后世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似乎那个时候只有鲁迅在呐喊，在抗议。鲁迅的呐喊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认为段祺瑞政府杀人，陈西滢还流言蜚语说群众运动的领袖要负责任。而在我们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恰恰是后者，一个专制的、手里拿着枪的政府，当它面临政权危机的时候，所做出的应急反应往往都是动用武力镇压，段祺瑞政府不是特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那些成熟的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人就不能轻易地去鼓动学生，特别是未成年人为你的政治诉求牺牲，而且他们自己害走掉了，那么多学生却牺牲了。对此，他们同样要承担道义责任。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去那里是干什么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八国最后通牒”。
　　勿以他人作“代价”。
再[269]看他的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关于“左联”五烈士之死，也有鲁迅被误导、长期被遮蔽的事实。“左联”五烈士被捕跟文学无关。1931年1月17日，他们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2月7日深夜或8日凌晨被杀害。巡捕房怎么知道他们在开会呢？是因为内部出卖，不是一般的叛徒告密，而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两派斗争。那年1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后台米夫，在秘密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把王明扶上了最高位置，当时党内很多人就不同意，形成了激烈的对峙。反对的那一派以罗章龙为首，包括“左联”五烈士当中的李伟森（李求实），这些人就自己组成了“第二中央”，不服从王明这个中央。他们搞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李求实是“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常委兼少共书记、文联书记；“五烈士”里面唯一的女性冯铿，她是“非常委员会”的候补中央委员、文联秘书；其他三个人都是“非常委员会”的文联委员。这件事情的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来，同时被捕、遇害的二十四个“党的重要干部”都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成员。朱正先生重读《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做了详细的考证，大致上可以证实他们是被王明的“第一中央”举报了，王明要借国民党的刀把党内的不同意见者杀了，这是很恶毒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多少人都是这样被送命的。不是被敌人干掉，而是自己人在背后捅刀。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为什么是“左联五烈士”，明明是二十四人一起被杀，有些还是被活埋的。鲁迅写这篇文章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对[270]这五个青年作家的死表示巨大的悲悯、哀悼，抗议当时的时代黑暗。这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五烈士被杀的真相，我们理解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被肢解的。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读《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念】我们可以站在人道的、人性的维度，而不是革命的维度来看待他们的无辜牺牲。
我还想说说鲁迅的晚年。大家都说他左，但是光说他的左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就会显得他的左很幼稚。鲁迅显然不是这样幼稚的人，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他对社会有他的洞察。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鲁迅没有那么傻，哪怕最后选择了左翼的道路，做了“左联”的发起人之后，他仍然保持着他对社会独特的洞察力。他晚年的朋友李霁野回忆，他去世前曾对延安来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第二个例子是1934年4月30日，他给曹聚仁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句话跟上面的话连起来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的选择要么是逃走，要么是扫大街，他其实并没有抱多少希望。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现在已被事实所证明的1957年罗稷南（翻译家）对毛泽东的那个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回答：要么他识大体不吭声，要么在牢里继续写他的。毛泽东真是鲁迅的知音啊！当年有一个日本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鲁迅。鲁迅曾被认为是最了解中国的一个人，他对社会的洞察力还是很深刻的，哪怕最后选择了左翼的道路，他仍然知道将来大家所期待来的新社会未必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他没有抱着一种很乐观的期盼。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在一次左翼作家联盟的讲话当中，讲到十月革命之前，[271]俄国诗人叶赛宁如何抱着美好天堂将会到来的期望迎来了十月革命，结果大失所望，革命带来的不仅有花和蜜，还有刺。鲁迅就告诫作家们不要像叶赛宁这样。把鲁迅的这两句话和鲁迅的“左”合在一起才是鲁迅晚年对“左”的一个完整的看法。
再[274]看鲁迅死后的三幅挽联。第一幅是蔡元培写的：“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尤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他代表的是绍兴本土喜爱鲁迅、关心鲁迅的长辈的一种评价。第二个评价来自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生前跟鲁迅并无直接交往的孔祥熙：“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他也讲到了鲁迅的遗言，评价与蔡元培基本接近。第三幅对联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政治学博士、“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写的：“死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生的主张宽容那才糊涂。”他主张不宽容，他当时的价值立场跟鲁迅接近，中间偏左。王造时活到了1957年，当然是“右派”，“文革”又受到冲击，病死了。鲁迅假如活着，他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主张不宽容的人遭到不宽容的待遇，夫复何言。但在1936年的中国，站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可以对鲁迅做出基本持平的结论，对他表示哀悼。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对鲁迅都抱有尊重、友好的评价，超越了个人的亲疏远近。我想鲁迅是有幸的，他生荣死哀，有幸生活在一个最适合他的时代，没有赶上抗战，没有赶上“反右”、“文革”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我们知道沈从文后来去研究中国服饰史了，时代已不容许他去写小说。巴金活了一百多岁，可是他的作品在四十三岁以前就已写完。鲁迅即使活着也不可能继续从事他曾经的创造，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