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神与缺席 | 149

从这一视角看，启蒙思想所高扬的自由理性，是切既定秩序、现存意识形态的永恒挑战者，志扬称其为“读神”。志扬亲身经历过造神、崇神的社会狂热。以他思想的叛逆天性，心底总藏着“渎神的冲动”。“渎神”是自由理性醒来的第一个象征。他“天问”般地质疑：“亿万人的狂热难道真的浸透了宗教的虔诚？思想真的强大到统摄一切意志于一个目的中？多么大的神话。”这个质疑随后变为社会现实，楼起楼塌，神人不再，神坛上原是一群祸国元凶于是，动起来的神感灭了：“原来那样坚实地支撑你穿过狂风暴雨的希望居然会在顷刻之间泡影般的消失殆尽，连同环绕着它的激情与血肉的长城。多么可怕的梦幻，不是它的虚无，而是它唤起人没有灵魂的行走的如白昼般的真实。”志扬间道：“为什么十亿人的民族竟会被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达十年之久？”对此，他不仅反思，而且承担，因为我们不仅做俘虏，而且做帮凶我没有排除自己，我也是这场骗局的受骗者
    志扬知道，参与造神、信神、崇神的大多是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叫“士”。志扬说：“士者，仕途之人也，或在，或准在，或想在，以“修齐治平为宗旨。即便到老白身，士的心态也仍然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然文以载道，士亦载道，少不了从政心理。”这就指出了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通病。他们从不“缺席”于社会统治。“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读书与做官，考场与官场纠缠一体，难分难解。九州之上至高者都是帝王，《书》中所赞“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是帝王，人间之神。从而崇神与崇权乃一体之两面。中国的读书人天生亲近官场，却不大在意那些抽象的精神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