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消失的维尔吉尼奥·洛尼奥尼 Virginio Rognoni

 
维尔吉尼奥·洛尼奥尼1924年出生于科西嘉岛。他学法律，二战后当过律师——此时民主制的新意大利正经历不太完整的转型，还抱持法西斯司法体制的残余不放——后来晋升为帕维亚大学教民事诉讼法制度的教授（意大利典型拗口的学术头衔）。1968年，他以基督教民主党员身份获选进入议会。1978年红色旅绑架并最终刺杀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后，洛尼奥尼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主要职责是击溃恐怖分子。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任务，期间创造了大量的情节，时至今日，甚至在将来，为意大利的影视行业提供了充足的剧情素材。然而，在彼时，那种紧张感是真实存在的。新法西斯分子出于自身利益实施爆炸，而司法体系就像赤手空拳的先知。但是洛尼奥尼最杰出的功绩诞生在法庭上。不管哪一派的历史学家都同意1982年被红色旅绑架的美军将领詹姆斯·李·多齐尔被成功解救的那一刻，红色旅就已经完蛋了。在他成功挫败恐怖分子后，他又担任各类政治职务，最重要的是跟司法改革有关。对意大利政治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可以一直争论身为最高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的他行动之高效，他们从不缺少批评的对象，左派人士总能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的迹象，右派人士总在警告共产主义分子正再一次企图以新的伪装颠覆政权。但是，谁都不能真正否认洛尼奥尼通过合理手段，在消解对民主极具威胁的力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右翼理论家继续认为恐怖分子的幕后黑手（年长的大佬）得以逃脱。左翼理论家又一直认为恐怖分子其实是右翼进行挑衅的代理人。理智的人更关注洛尼奥尼的看法。幸运的是，他的观点与其生动的回忆密切相关，都有记录可循。人道主义学生在开始探究，当一个自由民主政体在被迫捍卫自身，免受其所珍视的自由被滥用之际，它如何维持政权正当性这一问题时，有关内容提供了关键文本。既然林肯自己都在大声发问：一个珍视自由的国家，如何使自身变得强大，足以保护自由，那么没有适当的答案也无需指手画脚。然而，正如洛尼奥尼发现的，答案在，或最好就在自身之中，等待发现。面对一个充斥投机分子暴力的意识形态，如果事件的重压巩固了权宜之计可能就藏在原则之中的话，那么预先准备些原则，就一定有所帮助。
不管民主制哪里出了毛病，恐怖主义是治愈不了的，它只会扼杀民主制。只有民主可以治愈民主。
—VIRGINIO ROGNONI, Intervista sul terrorismo
 
意大利拉泰尔扎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在文化、科学和政治领域卓越人物访谈的小册子：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吉亚尼·阿涅利（菲亚特集团的名誉董事长）、恩利克·费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编剧）等众多人物访谈都在我的藏书之列。对于意大利语的初学者，我推荐以这套书作为通过意大利文化的高速公路。在这里，意大利语以最顶尖的水准示人，谈论的主题也很现实：有时过于现实了。与维尔吉尼奥·洛尼奥尼的访谈最为精彩。他拥有讲出上述这番话无可挑剔的资格。洛尼奥尼在1978年至1983年担任内政部长，在被意大利人成为铅一样沉重的年代（gli anni di piombo）里，他就身在第一线。那个时期，极右和极左展开狂轰滥炸的疯狂比拼，让旁观者如坐针毡，因为他们就身处袭击目标之内。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洛尼奥尼在极端压力下不得不将紧急权力归笼在自己身上：当然，至少是从恐怖分子手中把权力夺回来，因为他们虎视眈眈就希望国家采取非自由手段。洛尼奥尼扛住了诱惑，下决心打持久战。正是在他任内，1983年1月24日，在这一被赐福的日子里，整整32名红色旅领导人被监禁。意大利的恐怖主义并没有终结，但是其靠山深受重创。身为主要袭击目标的洛尼奥尼成功完成任务。尽管左派攻击他打击左翼恐怖分子的力度大于打击右翼恐怖分子，事实证明他没有偏袒任意一方。他是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很多恐怖分子，甚至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敌人并不是左派，而就是恐怖主义。相比其他人，他更深知许多恐怖主义追随者将恐怖主义视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公正的手段。换言之，邪恶已经成为在其他行业走投无路的无业者的事业，而且恐怖主义除了被阻止，不会自行消亡。 
那时经常出现对警方严刑拷打的指责，但是洛尼奥尼驳斥这类指控时听着很有说服力。偶尔他也无法反驳，却不得不作出解释。他说部分下属因嫌疑犯的暴行而愤怒，于是做出越权之事。这听上去也令人信服。面对如此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如果他仅仅用事先计划的反恐手段进行打击是根本不够的。这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与美洲肮脏战争的“考迪罗”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当发生左翼暴动时，施虐狂肯定会抢先伸出其恐怖魔爪。我们要扪心自问的是，当把洛尼奥尼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作为普遍原则时，是否有意义。对于意大利而言，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不管意大利多么病入膏肓，它仍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民主体制。红色旅一旦有机会，就会将意大利从一个财富的生产者（尽管财富分配不均严重）转变成贫穷的生产者。但同样不难举出一些尽管自称民主政体的国家，对于满怀理想的青年而言，不公似乎早已渗透入体制骨髓中，而恐怖主义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答案。他们也许错了。如果他们选择离开故土，或者直接英勇就义，情况反而可能更好。（等被查到时，反正他们已经牺牲了。）他们注定会发现自己格格不入。然而，只有一个非常自信的旁观者才敢说他从未心怀此念。吉洛·彭泰科沃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充分描述了最让人不安的一点：当有些恐怖分子准备牺牲自己时，他们看着特别像是受了理想主义的蛊惑。同时，他们受到蛊惑，因而特别愿意牺牲无辜者——彭泰科沃没对这点作注释。是绝望把他们逼上这条路，但是受蛊惑也是事实。 
宗教蛊惑很容易。他们许诺今天年轻的哈马斯和基地组织自杀式炸弹人死后在天堂有一席之地。未来自杀式袭击者也有同样的许诺。相比为了辩证唯物主义献身，这套说法似乎更吸引人。但就算是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也几乎不会为了共产主义冒生命危险。他会为了受压迫的人而冒生命危险。（就算他成功了，受压迫的人只会更加受到压迫。冒险者只因太年轻，还没来得及读已经证明这一点的任意一本书）。我们之所以深恶痛绝是因为他不去取自己的性命，却热衷于残杀无辜者的性命，尽管如此，似乎数据更有说服力。现在只是杀了几个夜店里的无辜者，但将来会拯救数千人的性命。（1960年代，如此算术出现在罗伯特·泰伯的《跳蚤战》——对于所有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危险性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经典的诡辩论小册子，它可以作为友情警告）。他认为存在杀人经济学，残酷的现实却表明，这一想法并非完全荒谬。帮助建立以色列国的恐怖分子就思索过杀人经济学。作为的法定权力的英国，处在洛尼奥尼定义的“民主国家”范围内。理论上，英国应该允许通过民主手段协商议政。实际上，以色列活动分子并不这么认为。（应当记住，英国外交政策在数年间一直被视为是按支持他们的想法而设计的。在战前，针对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限额即便到战后依然发挥致命的作用。在以色列，人们将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故作姿态的自满视作极其过分的侮辱。） “斯特恩帮”（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和更为激进的“伊尔根”（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成员认为除了使用恐怖手段，无法阻止英国完成守护使命。这一策略料想将会成功，因为英国确实放弃了。在此之后，因此之故。（我们确信自此之后，这一因果关联一直渗透在爱尔兰共和军策划者的头脑里。）“伊尔根”屠杀了巴勒斯坦代尔亚辛村的居民后——那里空荡荡的房屋在我这个年代依旧存在，从耶路撒冷向郊外走上一小段就到了——“哈加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官员开始抗议。“哈加纳”在该区域的指挥官巴列夫想要抓捕伊尔根领导人，其中包括梅纳赫姆·贝京。戴维·本-古里安不睬他。可以推测——我听说甚至连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自由派也认可——用恐怖手段恫和巴勒斯坦民众，逼他们逃离，是一项故意为之的政策。 
像我一样赞同以色列有建国权，而且将阿拉伯国家1948年有组织的袭击视为以色列一直都特别需要构筑可防御边境的充足理由的人们，都应该牢记上述考量。但是，一旦利用再有效不过的恐惧，就会投下长长的影子，这不单单是不幸，而是悲剧。当阿拉伯国家出现一位风云人物——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时，以色列的风云人物却是梅纳赫姆·贝京，他的家世可以追溯到代尔亚辛村。实际上他的渊源可以追溯得更远，当年在纳粹教导他，一旦屠杀行动遭受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反抗。道德考量是无福消受的奢侈，你自己的无辜民众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二十世纪两大极权政体的地震——苏联和纳粹德国——其影响波及到了中东：一波接着一波的动荡，不同的波互相干涉，错综复杂，看上去混乱至极。 
但只有一处影响容易分辨。建立以色列国的人们太清楚什么是恐怖了。该民族早就经受过行家里手的“种族灭绝”威胁，但是阿拉伯国家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竟然愚蠢到拿“种族灭绝”去威胁以色列人。但是针对巴勒斯坦暴动采取强硬路线的以色列领导人，如果指望获得外界对最近一名受宗教蛊惑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实施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主动进行道德谴责，这样的要求就过分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令人发指的恶行记录中，1972年“黑色九月”针对以色列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屠杀，只不过是最引人注意的一条。哈马斯很可能不日就会干出更邪恶的勾当。但是以色列国自身的记录也不见得没有瑕疵——比如1982年，阿里埃勒·沙龙在黎巴嫩难民营取得的可疑成就。（虽然他只不过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但这一举动表示出对杀人举动漠不关心。）记录中还包括伊尔根的恐怖主义行径，以及1946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恐怖行径一旦得逞，恐怖分子便成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如今，他们的后辈必须说服巴勒斯坦人类似的手段不再奏效。要是其活动家和在背后支持的阿拉伯国家真正理解导致了在巴勒斯坦设立和巩固犹太人安置点的这场持续不断的历史性悲剧到底是什么，那么可能更容易说服巴勒斯坦人。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没有独立的、世俗的知识分子，阿拉伯方面接收到的实况报道水平一直极低，已经危害到自身。我曾与爱德华·萨伊德见过面，更所有人一样，我很喜欢他。他头脑出众。尽管当时他肯定已经生病，然而他看着似乎还有些担惊受怕，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出于对以色列行动的愤怒。让他不安的是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他唯一的天然盟友时以色列的自由派。距离阿摩司·奥兹咫尺之遥，却距离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千里之遥，赛义德茕茕孑立，他自己绝不可能笔头上承认阿拉伯国家没有通过1947年劝说巴勒斯坦人接受自己的国家，而是通过1948年联合进攻新生的以色列国，抢先一步毁掉了他们的事业。要是他承认了，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暗杀。（正如萨达特遇刺所证明的，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主义者一样，阿拉伯主张收复国土者解决任何一位初期调解人的做法一直是准确的。）以色列媒体始终的特征是阿拉伯官方出版物，包括教科书，全是关于犹太种族永久的邪恶性，以及必须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根除的神圣使命的集合。以色列人几乎不需要断章取义地引用这类内容。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在柏林的时候，大多数的评论都会从他神圣的口中传给希特勒听，敦促他赶紧做点什么。 
与中东的恐怖主义相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运动更让我们漫不经心：正如正规军习惯称呼的“低强度作业”。我们必须杜绝这种偏见，或者说不应该不重视。在北爱尔兰，恐怖行径可丝毫算不上敷衍了事。但又要说，那里有种暧昧的关系时隐时现。拜恐怖分子所赐，爱尔兰共和国才得以诞生。恐怖主义奏效了。正是由于恐怖运动迫使当地警方和英国军队进行反恐。除了爱尔兰王室警吏团令人恶心的行为外，英军认为有必要维持治安的举措，就足以让伦敦政府泄气并给予地方自治。自爱尔兰分治，北边的爱尔兰共和军就算明显没有行动的时候，也为了同样的结果而努力，也并非一事无成。甚至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也一度认为进一步的分治是唯一出路。我们可以想象新教徒的飞地推进到新教徒可以回家的程度。当然，恐怖分子梦想这种事能成真。要不是北方新教徒占了大多数，这一策略可能奏效。受限于狭小面积，尽管北方新教徒不再是北方的多数，却仍然是一个几乎统一的爱尔兰的少数群体，他们可能如同阿尔及利亚的“黑脚”一样，被降低身份。“黑脚”虽然表明这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生于斯，也没其他家可回，当仍是徒劳。不过，还好有法国，戴高乐上台后，一开始假装聆听他们的声音，却还是屈服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结局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恐惧。要是没有恐惧，法国军队当初就不会被迫实施酷刑，而后又士气低落，最终被颠覆。民主手段从不会改变民主国家的想法——这正是了解大量历史证据的民族解放阵线谋略家乐于相信的。
略萨已经清晰敏锐地用令人钦佩的铁腕剖析了拉丁美洲的局势。他曾一度是左翼人士，等他拜倒在萨特脚边时，他才转向，而直到他遇到加缪，他才理顺思路。在他重回西班牙语世界之际，他发现支持马克思主义暴动的言论其实是个骗局。西班牙语的初学者（聪明的话就应该从阅读散文书开始）几乎都能寻到略萨关于该主题的一长串系列文章：它们就在其著名合集《顶风破浪》和他老成出色的《文学的激情》（El lenguaje de la pasión）之中。他绘制了一幅单调却骇人的图景——同样的事一遍又一遍发生，就像是电影胶卷连续不断的一帧又一帧——里面，诸如秘鲁的“图帕马罗斯”颠覆该国制度，使得后来轮到军人集团发动恐怖活动，结果原制度崩塌，不发达情况急剧加深。造反者以他们的名义起义，那些人结果却比原先更加无助。他用经典的方式解释了这种毫无悔意的轮回模式。如果最初是体制自身无法运行，那么这种体质就需要一场动乱来终结——但就算略萨也不太能让自己面对这种可能性。 
恐怖分子的标配是承诺要卸下警察的伪装，露出其军队的面目；卸下军队的伪装，露出其法西斯的面目，以此揭露国家的真面目。这基本上就是美洲的恐怖暴动分子干的事。例如，一直到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发现他们的孩子被带走拷问，他们才从习以为常的自满中醒悟：这种自满是堕落、剥削和极度有害的理性沉睡共同导致的。195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关塔那摩的冒险创举之后，整个美洲有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有理由相信压迫者利用了华盛顿的支持，会一直压榨普通人，直到永远。这种想法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对于普通人而言尤其如此。但这种想法不会消失。可以理解，有着艺术家头脑和政治家实践知识的略萨不情愿得出哲学家糟心的结论——混乱也许是有建设性的。但是如果擅自夸大国家的真面目是犯了愚蠢之罪，那么恐怖主义夸大宁愿自称缺乏活力而不愿承认自身不公的社会的绝望程度则在历史上起到了作用。幸运的是，除了所有死去的印第安人，剩下的所有人都说着同一门语言。等到终于开启了一场实质对话，大家彼此都能理解。当我们发现如今拉丁美洲的大学里聪明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没有通过雷吉斯·德布雷不可宽恕又毫不负责的讽刺谩骂的草草翻译文本，而是阅读略萨用晶莹剔透的西班牙语写成的关于该主题的论述，我们能感到一定程度的欣慰。但是，今天略萨等人的声音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整个空气不再受长年瘴气的污染。如果美洲冀希望于等到联合果品公司变成仁慈的机构，那么他们或许仍旧在等。最终，美国采取的灾难性亲强人外交政策在里根总统时期被反转。里根上台时，美国支持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两个是民主制。到他下台时，只剩下两个还不是民主制。虽然这是近代史中最剧烈的外交政策转变之一，但并不是由于里根拥有超凡的同理心，而是由于各种混乱的场面。当然，不论采取何种手段，死掉的恐怖分子都不应该被尊为英雄。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残暴的教条主义者，很多人还是自杀狂人。但我们仍需面对一个问题：两者都不是的人该怎么办？ 
我们要花大力气研究世界上滔天罪行的规模，才能找出看似闹剧的恐怖局面。要是我们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此了解得不够多。我们已经忘记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时期德国年轻迷人的恐怖分子导致了实际的受害者。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分子正在向本国平民征收所谓“战争税”：不交钱，就枪毙。就像是归谬法。曾经作为一个到的普通游客，我开心地看到一个来自南方边境的巴斯克炸弹袭击者抽闲，正在组装一种新的装置时，突然发生了爆炸，把他从我最爱的酒吧前窗炸飞，破碎的血肉布满整条街。（别以为我没有设想过，要是自己当时就在那家酒吧里，我就不会那么开心了。）我除了收获一次离开伦敦的度假，还收获了远离同情的假期。对于旁观者而言，西班牙政府如果满足巴斯克的所有要求，那么他们已经尽力了。然而，他们好像希望拥有自己的国家，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当时斯洛伐克人想要那些，就给他们了。（有些同事认为他这么做很蠢，而且导致捷克共和国长期处于贫困中。）但是，有人说由于情况不同，西班牙政府做不到如此慷慨。西班牙工业主要聚集在巴斯克这片土地上。恐怖分子的使命就是说服西班牙政府，他们的动机和事业是正当的。我不认为这是正当的：我甚至都不认为这是神智正常的。但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巴斯克人时刻准备好为了这一事业迎接痛苦折磨。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互相折磨对方。面对如此坚定的决心，我们首先必须放弃的念头是，恐怖分子是闹着玩的。 
而我们绝不能丢弃的念头是，他们毫无理智。就连以色列也不一定例外。伊尔根也有能力摧毁一个没有生机的对象，造成不可接受的浩劫。但这么做需要他们掌握更多的资源。很有可能，随着英国疲于战争并且帝国称霸的意愿不断消减，英军可能就打道回府了。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只有当恐怖分子把最佳元素从自身的政治同情派中剥离开，才能预见到杀戮无辜者的后果。爱尔兰共和军炸毁一家伦敦演奏会的行为，将他们的自己的事业倒退了数年。那场演奏会上除了音乐家没有一位军方人士。“脆弱、易受攻击的目标”绝对是错误观念。暴动分子可以选择最强硬的目标——他们自己。所有证据都证明如果目的就为了戏剧夸张，那么没什么比现场自杀更夸张的了。西贡中部的越南僧人自焚的窜出的火焰，连身处华盛顿的人也看得到。1968年扬·帕拉赫在布拉格点火自焚，连克里姆林宫都看得到。当时没有立即产生作用——对此二者而言，迎来的是数年的压迫——但如果次日出现两倍的火人，后日出现四倍的火人，这样持续下去呢？近年来，更多人开始利用自杀的示范效应，包括无辜的受害者。目前还是没用：可能因为使用这种武器的组织没有可以满足的明确要求，从这一点而言，它毫无作用。（例如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想要以色列国消亡。这样的愿望只有在以色列陷落后以色列人可能使用原子弹，使整个地区随之一起覆灭——只有这一种条件下，该愿望才能实现。）不必说，如果自杀式恐怖分子不再攻击无辜者，那么他们也就不算恐怖分子了。但是，要是他们把暴力的对象限定在自己身上，那么肯定会在这一点上起到夸张作用：由于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使得他们愿意献身。看过《阿尔及尔之战》的年轻人——所有年轻人都应该看看，但是我认为等到拥有投票权的年纪之后再看——能够辨别出作为创造力的同情心，而且绝不会出错。然而，看完之后在酒吧里，我们可能很难忍住不问他们，在压迫者被赶走近半个世纪之后，阿尔及尔今天会选择住在哪里？这不像意大利，那是肯定的。但是意大利有洛尼奥尼的巨大优势：在意大利走向任意方向前，在这个国家知道自己想要变回这么样子的前提下，迎来了洛尼奥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