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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德塞杜（1984）在描述流行阅读行为时采用了类似的逻辑，落入欧洲现代主义（ modernism）的陷阱，而现代主义主流话语与他本人的大立场本是完全违背的。德塞杜建立的历史假设非常可疑，他把读者从文字强加的意识形态中解放的运动置于西方文化从口头型（ orality）到文字型（ literacy）的转变过程中，“以前，读者将文本内化；他用别人的身体说出自己的话；他就是演员。现在，文本不再在主体上强加其本身的节奏，它不再通过读者的声音才能够自我表达。这种身体的撤退，保证了其主动性，而就远离了文本。这是读者的人身保护令（ habeas corpus）（p.176）。如果说早期的读者理解印刷出的文字必须通过“大声诵读文字或者至少喃喃念诵”，现代读者理解文字的时候无需动嘴唇，不需要加入身体的活动。德塞杜认为，这使现代读者能将文本置于更远的距离，以期更好地掌握意义，而非从身体上受制于意义：“眼睛的主体能动性将身体与文本之间的合谋暂时搁置，它把文本从经文的位置上撬下来，它使书写下的文字成为一种客体，增加了读者自由活动的可能性。（p.176）将言语从阅读活动中分离开来，才使读者能更自由地进行德塞杜赋予流行阅读行为的游牧式盗猎活动。
 
德塞杜对审美距离的肯定使他没能意识到自己观点中最深刻的一部分：盗者并非从远处观望（不管是物理上、情感上还是认知上的远处）；他们在他人的财产上践踏，攫取它并占为己有，他们将其意义内化并重构这些借来的东西。布迪厄“资产阶级”审美所肯定的身体距离和布莱希特作为政治理想的审美距离的极佳契合理应使我们感到怀疑：很可能距离并不能给读者赋权或者启蒙，它可能仅仅是“经文经济”让读者从文本上把手拿开的一种方式而已。对于远距离观察者来说，文本一直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正因为其不能真正成为某人的私产，文本才能远离读者的挪用。近距离似乎是德塞杜理论中重构和重新使用文本的必要条件。近距离与文本互动并不会今粉丝为其所取，相反，却能让读者更好地占有它。只有将媒体内容重新代入日常生活与之相结合，只有近距离地与意义和原始材料互动，粉丝才能完全地消费虛构文本，使其转化为积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