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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越的强调，对想象和游戏的强调，在我看来既非偶然，也非倒退，而是未来文学发展可能的客观信号。前不久，人们宣布文学死了，先是市民文学的死亡，后是整个文学，就连卡夫卡和贝克特也未能幸免，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对社会异化强权的沉默和妥协。但我持不同看法：异化通过文学描写被人所意识，在我看来，这是克服它的第一步。谁只需要政治文论，只把作家当作“群众的代言人”，认为文学的功用可有可无，谁就会惊讶于，为什么列宁的哥哥在上绞架时会把海因里希海涅的诗装进上衣口袋，谁就会惊讶于，为什么布菜希特在日记里说：“谁丧失了对文学的感觉，谁就迷失了。”那些不去享受美、不去满足力比多需求的人，那些为了实现无阶级社会的理想而不在此时此刻想象和嬉戏的人，只会为阻滯自我认识推波助澜。我们不该怨恨那些在乎“社会意义”的批评家，包括那些我们熟知的“文学已死”的鼓吹者，因为他们清楚指出，社会学重新让虚构和杜撰成为可能。带着幻想和游戏的文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生力量，一种从真实出发、抵达可能性的文学。阿多诺在他身后出版的《美学理论》里如是说道：“想象是且主要是对结晶于艺术品中的所有可能答案的无限占有…艺术通过存在者超越为非存在物。”
    出版这一类文学是我最大的目标。我想在我的工作中摒弃直接的意识形态，摒弃德国人特有的对极端与过激的偏爱，勇于妥协，在想象和“严肃的游戏”中行事。我坚信，书籍，特别是有格调的书籍，在我们这个人人拥有越来越多的业余时光、人人都一心望成熟的社会，一直会占据一席之地。贸易市场和媒体越追求经济，书籍以内容和质量取胜的机会就越大。强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新技术导致书籍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也能帮助我们创造出美的、有用的东西。我们知道，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而日益困难。马克斯・弗里施写道，人类生活在一个个“我”身上。今天，这些个体努力摆脱权威的宰制，敢于成为自己，敢于别具一格，敢于在思考和行动上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把强大的“我”引向了充满邻人之爱的“你"”，把强大的个体引向一个更为正义的社会一一这种个体难道对文学和作家来说不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吗？我们知道，如今要获得真知，发展一套理论是越来越难，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来说，构建合理的身份认同越来越难，但这种困难对科学和科学家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