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教案经济赔偿：近代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隐形推手”

第五节 - 天主教庚款使用的特点：兼与基督教新教国家比较
        教案赔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是索赔的币种不一、折算困难；二是钱物并行，以致无法进行量化统计。如河北保定发生教案数量颇多......赔款中的不同币种给统计带来困难，且“诸教会的赔偿要求，从未被公开过；另外，总赔偿款额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到底多少给了传教组织和华人信徒也是无从得之”。虽然赔款复杂，但通过零碎的文献，仍然能够捕捉到赔款使用的若干特点。
        赔款多用于传教事业，其中修建新的教堂是重中之重。例如：187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的明维笃在汉口上海路修建了罗马式的大教堂（即现今汉口上海路天主堂），长40公尺，宽20公尺，高22公尺。花费的20万法郎来源于《北京条约》赔款。同样，北京的燓国樑主教“接受了对被毁建筑的赔款，但其中没有对死去生命的赔偿。”赔款用于教堂重建设计信仰理念，天主教坚信“殉道者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为信仰献身的殉教式“致命”，这是人生的荣耀；人死不能复生，在新建的教堂中纪念殉教者，是一种最好的赔偿。正因为如此，教案赔偿第一要务是重建教堂，因而庚子之后，天主教的规模、数量、质量远远超过基督新教。
        晚清的民教冲突规模不一，中外人士所获赔偿也不尽相同：1898年，在山东南部传教的圣言会神父和教徒同时被殴、被抢，外国神父“获赔2500两银子，大约值57000马克，而教徒总共得补偿2000多马克，”折算下来只有87.72两银子，外国神职与中国信徒所获赔偿相差28.5倍。
        陕西羌州燕子砭发生教案，导致西教士一名，信徒多名死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地方政府“议恤西教士郭西德命价四万两，矜恤各教民价银一万两。”虽然中外人士所获赔偿有别，但国人所获赔偿主要用于弥补家庭损失；而外籍神职得所获赔付多归于教会，成为公产，这也是教案赔偿之后教会经济得以补充的一个原因。
       与天主教不同，基督新教所获赔款大多投入了教育。
       退还庚款由美国首倡，因原因复杂，仅法、比、英、荷、俄诸国先后效法退款，且“用途规定用于提倡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或暂时移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或银行复业。”虽然退款没有直接投向传教机构，但却使教会学校、医疗卫生、慈善事业机构收益。
       美国退还庚款由两次：第一次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总数合华币五千八百元，其中“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还的拳乱赔款建立”，此外每年派遣留美学生的经费也来自退还的庚款。第二次在1924年，庚款悉数退回，其总数约合华币二千五百万元。此款用于科学教育及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例如修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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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庚款退还的预算，涉及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如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学校——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由韦棣华女士（美籍）在武昌开办，学校获得庚款15000元（国币），用于投资学校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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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退款的使用与调配方面，政府主义向经济落后的边疆倾斜，1934年，“中央通过拨款五十万元补助边远贫困省份办理教育，蒙藏教育司即争取这个机会来推进边疆教育，一面电令各省呈送推进边教计划以凭分别核发补助费，一面派员前往边省视察督导。翌年又在庚款补助义务教育经费内加拨二十五万边教经费。”
       在接受庚款援助中，一些大学的科学研究亦从中获益，1934年至1935年，政府补助辅仁大学微生物系（对抗斑疹伤寒）10000元，亦来自庚子赔款。
       晚清民教冲突，天主教的损失远远高于基督新教，但对赔款的投向及使用，却折射出基督宗教不同宗派传教理念的差异。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天主教对于赔偿（特别是庚子赔偿），其意不在赔付，而是抓住契机发展，并将大多数赔偿用于发展教务，宏伟壮丽的教堂重建即是证明；而基督新教被赔款重点放在教育事业，希望以浸润式的渗透逐渐消解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误解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