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朱元璋与明初政治

明朝（1368-1644)是由元末贫苦农民朱元璋建立的汉族统一王朝，共传16帝，历时277年。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是明朝的创建和巩固阶段。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不仅笼罩有明一代，而且对随后统治中国的清朝都有很大影响。经过这一时期的高压统治、皇位争夺等一系列动荡、波折，明朝政治才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朱元璋尤其是明初政治的关键人物，就其对君主专制体制发展的影响而言，中国古代帝王中只有秦始皇、汉武帝等少数人可以与之比肩。
明朝的建立及开国制度
明朝是在元末社会大动乱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寒微，而能于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除暴止乱，重建一统，史称其“得国之正，皆非汉唐宋所及”。此前元朝国家制度的建设相对粗略，且往往带有草原游牧民族色彩。作为新兴汉族统一王朝的建立者，明太祖在对元制进行因革损益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比较规范的国家制度，影响十分深远。虽然其中一些内容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明初制度作为明朝的“祖制”（明朝制度又直接影响清朝）,其历史地位仍然不容低估。
明朝的建立与统一
元末大起义的主要组织、发动者是白莲教徒。白莲教本为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以普劝在家人斋戒念佛、死后同生净土为宗旨。因其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允许“在家出家”，故而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且较多地被利用来组织民众起事。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借元廷治河之机策划起义，山童被地方官府捕杀。刘福通仓促起兵，其众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或红军）。稍后徐寿辉据蕲水（今湖北滞水）,郭子兴据豪州（今安徽风阳东北）,皆以白莲教聚众号召。又有方国珍据浙东，张士诚据淮东，但他们不属白莲教系统。至正十五年，刘福通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风”。随后他们发动了三路北伐，一度势如破竹，后因兵力分散、后援不继而失败。与此同时，徐寿辉部将陈友谅杀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占有长江中游大片地区。徐氏另一名部将明玉珍则进入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张士诚南下占领平江（今江苏苏州）,接受元朝官号，实则仍自主一方，形同割据。
在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中，朱元璋后来居上，最终获胜。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出身贫苦，父母和长兄皆死于疾疫，曾为生活所迫出家为僧，游方乞讨。至正十二年（1352)投入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以才干渐受子兴赏识，娶子兴养女马氏为妻。郭子兴卒后，朱元璋成为郭氏余部的统帅。他接受龙凤大宋政权的官号，渡长江向南发展，于至正十六年攻占江南重镇集庆（今江苏南京）,被小明王韩林儿任命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兼行枢密院同签，得自置官属。朱元璋以集庆作为中心根据地，更名应天府，并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在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急于自立旗号，仍长期遵用龙凤正朔。此时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已经趋于瓦解，虽有一些地方官仍效忠元廷，但基本上只限于自守。与朱元璋争衡的对手，主要是东面的张士诚和西面的陈友谅。朱元璋先与张士诚交战，屡挫其锋；又向南打败几支残余元军，基本控制了浙西地区。从至正十八年起，他将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西线，在与陈友谅的拉锯战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战果，势力伸入江西。由于朱元璋的力量不断壮大，龙凤政权也一再给他加官晋爵，升其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封吴国公。后大宋红巾军在中原被元军击败，朱元璋将小明王救回江南，佯为奉养，实则严密监视，龙凤大宋政权已是名存实亡。
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统军六十万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赴救，双方在鄱阳湖恶战一月有余，陈友谅中流矢死，余众大溃。此战确立了朱元璋在南方的霸主地位。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二十六年，暗害小明王韩林儿，停用龙凤年号。二十七年，击败并俘房张士诚，又迫降浙东沿海的方国珍，江南大局已定。这一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正式对元朝发起北伐。军行前发布北伐嫩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政治口号，同时又表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出兵不足两月，即已占领山东、河南。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闰七月，明军直抵通州（今属北京）,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日，明军攻入大都，元亡。明改大都之名为北平。
明朝建立之初，北奔的元顺帝及其子孙仍以元朝之名号令部下，史称北元。元朝的一些军阀、宗王尚占据东北和云南，明氏大夏政权割据四川。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占元上都，元顺帝退至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三年，明朝兵分两路讨伐北元，时元顺帝已卒，其子北元昭宗爱献识里达腊放弃应昌逃往漠北。四年，明军进攻四川，夏主明升（明玉珍子）出降。洪武十四年，明军进入云南，元宗室梁王自杀，云南平。洪武二十年，明军远征东北，盘踞东北的蒙古贵族纳哈出穷蹙归降。同年底，明太祖又以蓝玉为大将军北伐，大败北元军队于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北元昭宗之子）为部下所杀。此后北元内乱不止，几任君主都死于非命，渐趋灭亡，蒙古分裂为鞋鞋、瓦刺、兀良哈几部分。这样经长期征战，明朝囊括了元朝的大部分疆土，虽漠北、西域、西藏尚未进入直接控制，但也是“禹迹所奄，尽入版图”，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
官制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官制基本承袭元朝之旧。中书省掌行政，统领六部，御史台掌监察，皆同元制。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相当于元朝的枢密院。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仍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统治基本稳定以后，明太祖即着手进行官制改革，从而奠定了有明一代职官制度的基础。
改革官制的工作先从地方开始。洪武九年，诏改行省之名为承宣布政使司，强调“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张陈之也”，即上承皇帝政令，布置于地方执行。明太祖时，除京师（南京）外，地方共设有北平、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陕西、四川、云南十三布政使司。以后北平布政使司升为北京，与南京并为两京，又增设贵州布政使司，这样明朝全国的一级行政区划即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尽管在习惯上布政使司仍沿行省之名，被称为“省”，但其品秩稍低，职权范围也比元朝行省狭窄，仅限于民政、财政，与此前地方上已经设立的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形成明确分工。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掌军政，提刑按察使司掌监察、司法，与布政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互不统属，同对朝廷负责。布政使司以下的行政机构有府、州、县。基本管理模式是以府统县，州则分为直隶州、属州，直隶州隶于布政使司而统县，地位相当于府，属州隶属于府，地位相当于县。这样基层管理分为两级，比元朝行省下面路、府、州、县的多重设置更为简明。
中央官制的最大变化是宰相制度的废除。明太祖曾多次批评元朝“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委任权臣，上下蒙蔽”，认为皇帝怠政、中书省权重是元朝衰亡的重要原因。[6]故明初虽设中书省，但宰相多不满员，僚属也比元朝大为削减。洪武十一年，命诸司奏事不必关白中书省。十三年，以谋反之罪杀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详下）,因而宣布废除中书省，不设宰相，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等具体行政机构。明太祖废相之举，与其权力欲旺盛以及对大臣疑忌心理过重的性格特征有很大关系。他认为“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因此废相，“事皆朝廷（按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他并且将这一措施作为硬性制度规定下来，宣布“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幼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中书省既罢，原隶属其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位提高，上承皇帝之命，分工督理庶务，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昔日宰相的事权。其中吏部掌文官选授、考核，为六部之首，“视五部为特重”，具有“赞天子之治”的特殊地位。余者户部掌财政、经济，礼部掌礼仪、教化，兵部掌军政，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土木营建。各部长官皆为尚书，正二品，副长官侍郎，正三品。每部下面又分若干司，各设郎中、员外郎等职。御史台更名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应都御史，监察御史等官。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监察御史是都察院监察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分十三道布政司设立，每道7至11人，共110人。明太祖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工对六部进行行政监督，并负责侍从规谏，向皇帝进言，审核皇帝批复过的奏章和下发的诏旨，有失得以封驳。各设给事中之职，每科数人至十数人不等。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官”或“言官”，品秩均不超过正七品，但承担监察、规谏之职，权力颇重，在政治生活中非常活跃，升迁也很迅速。监察御史还往往出外担任巡按、监军、提学等“外差”。部、院、六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央机构。大理寺主管复审、平反刑狱，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通政使司掌出纳帝命，受理臣民章奏，互通上下之情，是皇帝的“喉舌之司”。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与六部、都察院长官并称“大九卿”，同为明朝中央机构中地位最显要的官员。洪武十三年废相之时，也撤销了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立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天下军籍，统领都指挥使司及其下属的卫、所。五军都督府在军事方面与兵部分权，兵部掌武官选授、军队调发等事，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日常管理，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又有翰林院，专司笔札文翰之事，包括起草制谐、修史、备皇帝顾问咨询等等，其工作有“清要”之名，接近皇帝，亦时而参与机密，后来从中分化出了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