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大兵变的原因分析

        印度人加入叛乱的动机五花八门。穆斯林感到自己的信仰受到了英国人的威胁,印度教徒觉得自己的种姓面临危险。在很多村庄,放债人害得农民破产,夺走了农民的土地。也许最糟糕的一点是,印度的土地所有制极其复杂和多样,令格宾斯及其官员如堕五里雾中;尽管他们用意良好,征税的税率还是太重。四十年前,精明敏锐的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在马拉塔地区犯过类似的错误,而格宾斯远远没有埃尔芬斯通的才干。就连英国人的善行也会适得其反,比如在恒河运河沿岸的某些地区,英国人修高了河堤,却导致周边地区变成咸水沼泽,成了疟疾的温床。
       这一切看上去更像是“传染”,而不是预先有计划并协调配合;更像是一种疫病或传教运动的蔓延,而不是有预谋的全国性策略，四处漫游的毛拉可能鼓励了这种传播。
       叛乱由一系列陆续发生的冲突构成,而不是在许多地点同时爆发,这对英国人有利,否则英国人极其稀薄的兵力根本没有希望取胜。
       英国公众想听到的是,整件事情是一次虽然吓人但突如其来的爆发,是被英国人的操作失误和印度人的背信弃义所激起的。没有人愿意面对下面这样的想法:这或许是一场全民起义,根源是印度人民对英国统治的憎恨。缩小打击面的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主张这仅仅是印度兵的哗变。印度兵蒙受了很多冤屈:军饷比欧洲官兵低很多(印度兵的7卢比月薪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提高过了),1856年的“普遍服役命令”之后印度兵可能被送往海外服役,大批傲慢的年轻英国下级军官涌入导致印度兵的上升空间急剧压缩,动物油脂子弹对印度兵种姓的威胁,等等。这些冤屈都是真实的,它们足够严重,足以激起叛乱,并且土著的兵力是欧洲人的九倍,所以叛乱的成功概率很大。
       世俗方面的冤情也很真实:印度兵的军饷被拖欠太久、太多,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印度王公和地主的领地被吞并,村庄被没收;农民无法忍受英国人严苛而毫无弹性的新税制。但让印度各阶层和各信仰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是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社会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只有充分理解了印度人在宗教方面的恐惧,我们才能解释兵变的系统性残暴。英国和印度历史学家(其中很多人有世俗化倾向)都回避了这种恐惧。另外,军事历史学家倾向于只在军事方面找答案,也是自然而然的。
       “民族起义”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它未必是体面的。事实上，民族主义事业中的激情越是深切，人们能做出的行为就越是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