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忍受危机

正如一名耶稣会士辛辣讽刺的评语所说，现在的汉人精英“为了保住他们的衣冠和风俗悲愤而战，其勇猛程度要超过他们之前为国朝和皇帝的所作所为”。
伦堡的一位德意志诗人捕捉到了许多人的讶异之情：
    你从未相信之事
    已经成为现实。什么？
    现在骆驼即将穿过针眼
    和平也将重回德意志？
维罗妮卡夫人在她初次出版于1938年的对三十年战争的经典研究中语带哀伤地写下了结论：“这场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其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后果都是负面的，乃至灾难性的。这是欧洲历史‘无意义冲突’的突出案例。”
在他那部私撰一战史中的一个著名段落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为了推卸自己对某次军事行动应负的责任，将失利归结为“不吉宿命”（siniste fatality），亦即一系列偶发事件。“几个可怕的‘如果’互相叠加”，他如此写道，并写下了八个“只要”主角们做出不同选择，就有可能产生有利战果的决定。
尽管这一“不吉宿命”中每一个链条的合理性都经不起深究，但它们都取决于历史当中三大“改写”要素的干预：不同的历史遗产，不同的君主，不同的反对派。
类似查理这样的“强迫型人格”（Obsessive Personality）（或者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肛欲期人格”）在统治者中并非罕见。就查理而言，这种人格或许源自他不甚快乐的童年。
亨丽埃塔・玛利亚视反复无常为她丈夫的最大软肋，她也就此对查理多有指责。“想想你自己的格言吧：依循糟糕的决心并一以贯之也要好过朝令タ改，”王后指斥说，“起初满怀热忱，结果半途而废，这是你的取祸之道一一过去经历已向你展示了这一点。”她还说，“你又开始屡犯不该的游戏了：放弃一切”；还有“（我希望）你还是不要通过民兵法案比较好。如果你这么做了，我就必须考虑暂时去女修院避避风头了。原因很简单，你再也无法保护任何人甚至不能保护你自己”。
考虑到各位主要涉事人物的性情，一旦小冰期裹挟着“两大要事，即宗教矛盾和人民自由的削减”一同到来，并驱策沃利斯顿、马奎尔和埃塞克斯这样的臣民反抗位像查理这样的君主，内战就成了最具可能性的后果，乃至根本“不可避免”。
读者说：哦，查理，查理，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