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一直处于情感依赖的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出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会被延迟得越长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儿童亲眼目睹的突发脾气或暴力场面，都可以直接地引起恐惧；恐惧还可以由间接的恐吓引起，例如让孩子记住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危险——细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觉敌意。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你。

爱可能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真诚之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是如何的爱孩子，如何的为孩子牺牲，直至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一个同时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儿童，可能会紧紧地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作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做一个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样的情境下，格言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种种儿童在其中会压抑自己对父母之敌意的情境，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示都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受到了一种明显恐惧的驱使，即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那种让人安心的慈爱，或者转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因为自己感觉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而感到内疚；也就是说，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这个样子，即如果他表达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怒，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所设定的规则，那么，他在自己的眼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或可耻。产生罪恶感的这两个原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儿童越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内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儿童的仇恨反应，而且形成一种针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感或仇恨态度。一个儿童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就越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发展。最后，一个儿童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怨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加以掩盖)，就越会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认定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可怕的。

有关“世界”的一般焦虑，也有可能是逐渐地形成或增加的。一个在上述氛围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将不敢像他们一样有胆量或好斗。他将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让人感到幸福的自信，甚至将会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成一次残忍的拒绝。他将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或者相类的因素所促成的状态，乃是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的、无所不在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意世界的无助感。对单个刺激所作出的种种单个的敏锐反应，会固化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是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中，疏通(working through)焦虑所有不同的单个形式之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尽管个体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所引发，但是即使在实际情境中没有任何特定刺激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情境所作出的神经性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干扰。
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性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有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
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地把它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助、被遗弃、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妒忌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
在各种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通常发现，患者对于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意识。在偏执狂患者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的潜在敌意有着一种敏锐的觉察，这种觉察非常敏锐，以至于他们甚至很容易将他人对自己作出的善意表示，也当作包含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他们对于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至少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对他整个一生会有怎样的重要性和意义。
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被一种表面的信念(这种表面的信念就是，总的来说，人都是非常值得喜欢的)掩盖了起来，而且这种基本不信任还可能和与他人之间表面的、敷衍的友好关系同时存在；所存在的一种对于所有人的极度轻蔑，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所涉及的对象是人，但是它也可以完全摆脱某个人的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转变为一种受命运摆布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症患者本人认识这一点，即他的焦虑所针对的实际上并不是细菌之类，而是人，则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因为某些实际刺激而作出的适当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变得从根本上对他人有敌意，不信任他们。
：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其生活不是过于闭塞的，经验通常能使一个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为保守，更善于提防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为懦弱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内；而如果他不诚实，他就会在他人身上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简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非常相似的态度。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弱点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存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而在基本的神经性态度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而且，他依然能够给一些人以许多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或许，这样一种事实就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即健康人是在他能够整合那些不幸经验的年岁里遭遇着大量的不幸经验的；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握的年岁里遭遇了那些不幸经验的，而且由于无助，他对这些不幸经验作出了焦虑的反应。
情感隔离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那么这种隔离就会更让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对自信心之基础的一种削弱。它播下了一种潜在的冲突的种子，因为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想要依赖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对他人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感觉到了一种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放到他人肩上的愿望，感觉到了一种想要受到保护、受到照顾的愿望，但是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有着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试图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试图缓解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了种种防御倾向(这些防御倾向尽管同样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们却是彼此互不相容的)时，神经症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