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直面危机

到1630年代，差不多每40个英格兰年轻人中就有1个人上大学，这一比例在西班牙则是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在长时间内无可比拟，直到20世纪末オ被超过。除此之外，英格兰所有成年男性里有近三分之一或多或少参与过执法过程，不论是作为治安官、警察，还是陪审员一一这一参与率高得惊人。
他们的指责不无道理：落魄文人在欧洲的很多叛乱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们用言语和行动传播“叛乱传染病”的能力反映了一个事实：西方世界既生产了前所未有的海量文本，也存在大批有能力接受和理解这些文本的受众。
（中国）这种异常突出的“声量”（ vocality）反映了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完全一致的“要素集合”（ combination of factors）：规模空前的大众读者、数量空前的阅读材料，还有前所未有的讨论空间。
在上述案例里，每个政府在“引爆点”到来的前一刻都还拥有远远强于对手的优势资源，却未能及时加以运用。事实证明这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新的信息网络能够快速散播革命观点的“传染病”——就像一百年后的英国巡逻兵没能在保罗・里韦埃拍马送信的途中截住他，遂令他得以将引发美国革命的“病毒”传播开来那样。
读者说：小概率事件得以左右历史进程，需要适宜的环境，如教育和科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