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繁盛一时

锦绣如织的汴京城，
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它有过太多兴亡的故事。
人间繁盛在这儿，忧患亦在这儿，
无论你在此享有过何等盛名，
最后都将以悲剧散场。
漫漫人世，无论你以哪种方式前行，始终困此一生。官宦人家也好，闾巷小户也罢，各有其扰，各有其苦。纵算此生如你所愿，岁月依顺，宠爱于你，亦会在日暮或夜深时，生出莫名的惊惧与荒愁。
一代词客，与凡人自是不同，有多少荣光，便有多少坎坷。况苏轼一生，并未以词客自居，他虽爱诗词茶酒、山水草木，却不曾真正离开过朝堂，离开他不曾贪慕过的功名。
汴京城，多少人寄梦于此，又梦断于此。它的风华，不因你的落魄而改变；它的凋败，亦不因你的努力而缓解。岁月纷纷，朝堂换主更臣，又何来真正的稳妥现世。
自初到今，这已是苏轼生平第三次于汴京久住。初时任职史馆，一年有余，即回眉山。再来时，于监官告院任职近两年，后出仕杭州。两次皆是微职，却是喜忧交织。当下，寄身汴京城，虽居高职，却早已心思淡淡，无喜无忧。
但不管身在何处，居于何职，苏轼皆不强求，亦不入朋党之争。无论是昔日官位低微，还是今朝得势，他待人处事仍自清好。他顾及世道苍生，绝不会为一己之私而与人兵刃相见。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到京，至元祐四年（1089年）离京。三年多时间，是其一生中最为风光的岁月。
那年，新党首领王安石、旧党首领司马光相继离世，留下一片虽纷乱却纯净的江山。以当时苏轼在朝中的地位，只要他愿意，即会权倾天下，仅拜一人。但他乃达观之人，本不喜钻营，亦不屑弄权，这浩浩天下，要之何用。
曾经的苏轼疾恶如仇，遇不平之事绝不肯置若罔闻。经过乌台诗案，他学会了暂敛言语，从修行中寻到了超脱。但他内心深处，依旧是清风朗月，不容云遮雾绕。
苏轼任职翰林其间，拟了八百余道圣旨，其文思流淌，工整严谨。因政务缠身，闲暇时日所作的诗文，比起那段散淡的黄州岁月，终是不及。
素日与诗客酒朋、旧识新交一起聚会饮宴，或能让他挥笔诗词。余下的时光，他则是倾尽才力于公文之上。
每逢夜深时，研墨铺笔，著文炼句，对望红烛，宫墙森森。遥想当年的江畔简屋，如幻梦一场。
田园已在远方，诗心暂蒙尘垢，他虽可七步成诗，却再不见明月辞章。当下的生活非他所要，终有一日，他将放下所有，重新选择漂泊。功名之事，到今时方知是负累，一旦沾惹，唯愿舍弃。
人在荣华面前，并非一味远避即可成就清高之名。远在江湖，却慕恋繁华，仍是世俗之心。身居富贵，却心寄田园，自是雅人之意。功贵来时，坦然相对，不移心性，当是君子所为。
元祐二年（1087年）七月，苏轼又兼侍读之职。此职位是教皇帝读书，为其讲解经史。每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时，苏轼多反复开导，唯盼对他有所启发。
读到《宝训》，言及时事，苏轼心有愤意，道：“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小皇帝虽然才十岁，未必能懂，却也是一种劝谏。
理学家程颐也参与讲学，这位“每以师道自居”之人，与哲宗讲儒家思想，并谆谆告诫不要耽于酒色。然这位哲宗皇帝并未听劝，坐于他尊贵的龙椅上，无暇打理大宋的江山。因高太后垂帘听政，他虚有其位，故整日湎于酒色，二十四岁就驾崩了。
苏轼如今是声名胜处，人间无双。那些才学大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甚至王安石等风流人物，已经尽数零落。残余的一些才客，对东坡早已是望尘莫及。
黄庭坚至京城，与苏轼有了交往，慕其高才，拜他门下。“苏门四学士”之名，已经传遍天下，尽人皆知。
苏辙亦在不久后返回京城，并逐渐升迁，权重一时。这些本该享受的尊荣，迟来太久，惊喜之余，内心更多的是起伏跌宕。眼下的山河，早非当年之景，人事变迁，纵有高官厚禄，亦找不回从前的心情。
元祐三年（1088年）八月，苏轼提笔写道：“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当初穷困潦倒，只为简单的衣食，今时富贵无边，却整日忙于俗事。细想来，何时为苦，又何时为乐？都说英雄为江山而奋发，志气不减，可他心思清明，只想拥有寻常人的快乐。
樵夫行于山泽，日斫林柯，夜归茅舍，时闻鸟唱山林，泉声淙淙。亦有荆棘相伤，风雨阻路，为求一餐饱饭愁苦，为多得一担柴薪欢悦。若甘于平淡，不羡浮华，守着柴门小院，亦是喜乐。
高官出入朝堂，紫蟒玉带，尽享美馔珍馐，家中奴仆成群。但也有忧烦之事：日间政敌官友钩心斗角，奔忙不歇，心力交瘁，甚至不能独坐书斋，取笔铺宣，静心为文；更无闲时，邀三五知己，去往林泉深处，赏景品茗。如此碌碌一生，又何来快乐可言？
苏轼并不快乐，以他洒脱之性情、豪迈之气势，不宜为政。看似风光的表象，藏着太多难与人言的烦忧。尽管如此，他的世界终愉悦多于愁闷，豁达多于惊惧。
他初回京城，便与司马光政见不合，虽有争辩，只是意见不同，无伤根本。司马光去世后，逐渐有了朔党、洛党和蜀党之分。
苏轼心胸坦荡，如静水清风，不喜与人相争，但坐于朝堂之上，又怎能逃脱局势的摆弄。锦绣如织的汴京城，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它有过太多兴亡的故事。人间繁盛在这儿，忧患亦在这儿，无论你在此享有过何等盛名，最后都将以悲剧散场。
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间，各党之人对苏轼发起了攻击。他们先后写数十篇奏章，倾尽所有的力量来弹劾苏轼。其内容多是无中生有，强词夺理，甚至有说苏轼对仁宗、神宗不敬。
高太后深知东坡高风亮节之人品，故勒令群臣对其停止诋毁。谁知那群伪君子并未止歇，依旧肆意为之。
苏轼对功名早无眷恋之心，今再遭小人算计，亦是预料之中。他自不必心事索寞，更不会枨触感伤——这虚浮的富贵，不要也罢。
苏轼几番上表，请求外调，并未成行。那些整日搬弄是非的政敌苦心钻营，亦没有达到目的。高太后的尽力支持，让苏轼于朝堂仍旧立于不败之地。
虽一无所获，他们却不肯罢休。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不光朔、洛两党，连王安石余党，对苏轼亦怀恨于心。他们一旦有机可乘，便暗箭伤人，频加诽谤。而那些被苏轼举荐的人，也未能幸免，受到殃及。
苏轼之心与朝堂渐行渐远，留下是困惑，离开是解脱。无数个风雨之夜，他凭楼远眺，所思的，是苍茫的山水，是阳羡的田园。
太行卜居
柳仲举，自共城来，抟大官米作饭食我。且言百泉之奇胜，劝我卜邻。此心飘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东坡居士书。
其友柳仲举相访，说太行山风光绮丽，盼与他结邻。苏轼心驰神往，奈何困于汴京，高墙深院，何以从容摆脱。
望着自己的门生、知交，一个个因他所累，被弹劾，受委屈，苏轼怅然亦失望。这天下看似清朗端正，却有太多的阻隔，让人深觉无趣。他自该急流勇退，以避纷扰，小舟江湖，自在无羁。
苏轼再三恳请，终于得到批准，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几载消磨，所换取的，依旧是溪山明月，他应是满足的。苏子如离笼之鸟，若归海之鱼，回到了该去的去处。
人事糊涂，若三春的花事，东风过处，欲尽未尽。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莫如沽酒吃肉，邀月填词，携了清风，往来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