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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国外的大学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的作用则往往有着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享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佛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学袍与市镇之争，在中国似乎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几百年，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府坚持着对世俗社会的抵抗。但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在南巡带来的一片春风中，毫不犹豫地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出去了，因为北大忘记了自己并非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也不是一个面向市场的集体，它推崇的应该是精神的建设与守候。
       始终没有形成独立校格的中国大学，在面对90年代的经济诱惑时，纷纷放弃本来就缺少的贵族气息，他们迅速调整自我适应市场。房地产、金融、股票、管理、财经、计算机成了一所大学最炙手可热的专业，它们占据了大学中主要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