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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3月12日的晚上，李維去世近五年左右，羅馬的街頭出現了長長的火炬隊伍，上千的火光在黑夜中前進。他們的聚集是反對義大利境內逐年的種族主義和新約粹風氣，特別是近年横行的光頭族。在小巷口，一幅長長拉開的抗議布條只簡單寫著幾個數字：174517。
    1994年4月25日，二十萬人聚會在米蘭慶義大利脫離法西斯政權四十九週年，其中一幅搶眼的旗幟寫著：「勿忘174517」°
    174517，一個年看毫無意義的隨機數字，在二次大戦尚未結束的1944年2月赤棵棵火烙在李維的肌膚上。當時他才從列禁的火車走下月台。這是前後一年總共載送幾千人的許多次列車的其中一次。五百個人從義大利Fossoli監獄送到徳國日後悪名昭彰的「奥茲維茲」集中營。車上有二十九名婦女和九十五名男子被挑上，依序烙印，編號174471到174565，而174517只是其中一號。剩下的四百人，老幼婦孺等等，人數很龐大，處理卻很簡單，直接送入瓦斯室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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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甦》的〈恥辱〉一章最先完成於1947年，關於「所謂正直的人在他人果真做下錯事以前，早已隱約感到恥辱」的主題，到四十年後他在死前發表的最後一本重要作品《被溻斃的和被救活的》，進一步發展成對倖存者更深遠的分析，特別是他們的罪疚和恥辱。罪疚是指在某些場合中，儘管主動選擇的可能性將是渺小的，但還是有可能時，倖存者對自己的沒有抵抗和沒有救助他人（雖然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可能）而永遠承受自責。恥辱既是個人也是集體的。倖存者必須個別承受別人質疑的眼神：為什別人都死了而你還活著，同時也承受著集體的恥辱：我居然也是屬於這般禽獸的人類的其中一份子。
    在這樣複雜的思考和分析後，李維開始肯定為何有些人在承受禁和侮辱時，可以勇敢活下來，在自由之後反而自行結東生命。他說：「自殺的行徑是人性的而不是動物的，它是密思考的舉止，不是衝動或不自然的選擇。」奧地利籍哲學家Hans Mayer（別名 Jean Améry）在1978年自殺，生前寫了一篇〈奥茲維茲的知識份子〉・警告下一代一定要抗拒冷漠和不在乎。李維在書中，也用了一整個章篇來討論這個問題，結論都是悲觀而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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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軍服他不自在，選擇我一定不止於實務考量。他含蓄而輕蔑的談論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我不難看出他的態度。這整代義大利人反諷式的輕快態度，足夠慧黠和誠實而不信法西斯・太懷疑所以不積極反抗，太年輕所以不能消極接受那將至的悲劇。天意介入的種族法律，讓我提早成熟做了人生選擇，不然我也就屬於那樣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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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好多故事，據我所聞，當地五十個人，每兩人之間都有過節。排列組合算算，你可知那有多少。尤其是男人對每個女人(從老處女到有夫之婦)，女人對每個男人也同樣。我只要任意選兩個名字，最好是一男一女，然後問第三者：「他們兩人，怎麽了？」哎呀我的媽，一連串美炒的故事就倒出來了。反正，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的故事。我搞不懂這些複雜私密的事，為何都很隨意傳播，尤其是對我這連自己名字都不能透露的人。但這似乎是我的命運(我絕非抱怨)，我是大家都信得過來、能吐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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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里齊亞街四十號前有個涼椅，喬麗亞叫我坐著等她，然後她如陣風般飛奔而入。我悲慘的等著。也許我不應這麽紳士，不要這麽愚笨保守。我以後一輩子都會後悔和她只剩下同學、同事之誼了。也許還不太遲，也許那對寶貝雙親會堅持・喬麗亞哭著下樓，我可好好安慰她。我想了一堆趁人之危的念頭。最後，就像一個沉船放棄掙扎的人，我回到那些年我主要的思緖：那種族法令，那未婚夫都只是愚蠢的藉口。我對女人的無能是不得上訴的宣判，會跟我一輩子，讓我一輩子嫉妒，為抽象、無根、無前景的慾望所毒害。
    譯注：原文 salt of the earth源自聖經新約〈馬太音〉第五章十三節：「你們是全人類的鹽・鹽若失掉鹹味・就無法使它再它已成為廢物只好丢掉任人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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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時後，喬麗亞像砲彈般從門口衝了出來。根本不必問她。「我猛捧他們。」她臉紅氣喘的說。我試著真心向她道賀，但你實在沒法在喬麗亞面前隱藏自己的想法，或讓她相信你的言不由衷。擺脫了心理的重擔，臉上閃耀著勝利的光彩，她直視我雙眼，看到其中的陰影，她問：「你在想什麽？」
    「磷。」我答道。

幾個月後，喬麗亞結婚，和我道別，她哽咽和瓦麗斯可交代各種烹飪食譜。後來・她受了很多苦・兒女成群。我們還是朋友，偶爾在米蘭見面，聊聊化學和其他可聊的。我們對自己的抉擇並不後悔，也不抱怨生命所賜予的。但當我們相遇時，彼此都有種奇妙的印象（我們都互相提了好幾次）：是一個骰子，一陣風，一片薄紗，讓我們分道揚鑣走上兩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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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麗亞結婚後，我只有兔子作伴，覺得像鳏夫、孤兒，成天夢想寫些像光合作用之類碳原子漫遊的詩，只有化學家才看得懂。事實上，我後來終於寫出來，但那是多年之後了，是本書結尾的故事。
如我沒記錯，每個人都在寫詩，除了伊多，他說工程師寫詩有失尊嚴。當全世界在燃燒，寫那些朦朧的爛詩，我們也沒覺得奇怪或可恥。我們自稱為法西斯主義的公敵，但實際上，法西斯主義已對我們（也對所有義大利人）有影響，它孤立我們，使我們膚淺、消極、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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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顧客看起來奇怪。我們卑徴而活躍的實驗室，化験各種不同東西，各色人都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但看起來都是工商人士。任何做買賣的都很容易認出來，他們有雙銳眼，嚴肅的臉，他們怕被騙或考慮騙人，像黃昏的貓一般機警。那是一種傾向摧毀靈魂的行業。有哲學家做朝臣，有哲學家磨眼鏡片，甚至做工程師；但是據我所知，沒有哲學家是店東或大盤商。
    愛密羅不在，由我來接待他他。可能是個農夫哲學家：是個健康的老頭，一雙粗手因工作和關節炎而略彎・雖然眼垂下已有眼袋・但雙眼有神，他穿著背心，小口袋垂出錶鍊。他講皮埃蒙特方言，這馬上讓我不安：用義大利話回答方言是不大禮貌，這馬上把自己放到了籬障的另一邊，在貴族的一邊，在有地位的一邊，在與我同姓而有名的李維所說的「 Luigini」一邊'。而我的皮埃蒙特話雖然音調正確，卻太正式而醴貌，聽來不真實，不像是祖傳，倒像是從文法字典苦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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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辦？這穆勒角色跳出來了，從他的繭蛹冒出來，輪廓清晰。既非無恥亦非英雄，除掉那些辭藻和誠意或不誠意的謊言，剩下的是個典型的灰色人，盲人中的半盲人。他誇我不該得的榮譽：愛我的敵人。不，雖然他並非嚴格定義的敵人，我不覺得愛他，不想見他，但感覺一絲敬意，做半盲人還不容易。他並非懦夫、聾子或犬儒，他並不盲從，他只是想安頓過往但弄不合，試著合，就欺騙一點。你能從一個前任特勤隊員要求什麽？和我過去遇到的其他誠實德國人比較，他還算好的，他對納粹的譴責雖然軟弱閃爍，但他不找藉口辯護。他想對話，有良心，掙扎想撫平。在他第一封信，他談到「 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克服過去）。我後來發現是個慣用語，今日德國的修辭，意指「從納粹贖回」。但walt這個字根，同時也出現在「壓制」、「暴力」和「強姦」些字眼，所以我也相信，翻譯成「扭曲過去」和「對過去的暴行」也沒離它的深層意義太遠。但他求助於陳腔濫調，總比其他一些德國人的愚鈍要強。他「克服」的努力是笨拙的，有點可笑、討厭和可悲，卻是正確的。畢竟他為我弄了雙鞋子，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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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穆勒從德國打電話過來。線路狀況不大好，這時我的德文也不大好了，不易聽懂，他的聲音吃力沙啞，語調緊張而激動。他說在六週後的逾越節，他將來義大利，我們可以碰面嗎？冷不防，我說好的。我要他把到達的細節預先通知我，並把那多餘的草稿丟開。
八天以後，我接到穆勒太太的通知，穆勒博士遽然逝世，享年六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