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被我们接下来欲求的东西所贬低”

摘自 导论 我们的生活缺失了什么？该指责尼采吗？
信贷危机的影响远不止经济领域。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一篇刊登在《泰晤士报》的文章当中认为，“所谓开化的西方，在其最为擅长的物质领域内也没有实现善……我们处于可怖的混乱中”。她总结说，“脱离困境的方法”是艺术。她在后来同样发表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价值的社会，这个社会什么都不信”。《泰晤士报》还强调了危机的其他方面，据称，“信仰之书”（脸书上关于多信仰的新网页）举办了一项调查，71%的受访者认为我们正处于“精神凋敝”的时代，而这比物质上的减少更值得焦虑。（另外一份调查显示，从信贷危机开始，祈祷人数增加了27%，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宗教行为同存在的不安全感相关。）2008年11月的报道显示，在英国人们更相信外星人和鬼魂，而不是上帝。在3000名受访者当中（并不算小样本了），58%相信超验实体存在，54%相信上帝存在。“信仰之书”的订阅者认为，“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大教堂在国有化或者政府紧急救助下运行，直至2014年都还没有关闭，但教堂显然遭到了冷遇，并仍然处于被强化保护的状态下，教堂的关闭也没有公之于众。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激起并且将持续激起人们在态度和观点上的变化： 作为经济衰退的结果，我们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为严肃、更具有反思性的时代。人们严肃地重估我们生活的价值和观念。牛津皇家道德和牧灵神学教授奈吉尔·比格（Nigel Biggar）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他的很多学生进入市政厅和大律所工作，他注意到他们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当他们年轻的时候，7×24小时的工作是具有刺激性的。不过当他们成家之后这就变成了负担，但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自拔了。我现在看到一种远离这种生活方式的风潮： 对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服务更加感兴趣。”
这里好几样东西被合并到一起了。宗教信仰与无信仰是其中之二。科学没有激起众人的热情算是其一。心理学维度的主要关注目标变成幸福和孤独，一种与心理满足一体两面的东西，这也算被合并到一起的事物之一。
2008年英国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上下的人都感到“不断加深的孤独”，而这种困境在过去的几十年加速恶化。这份报告指出，孤独感的增长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此时离婚率的增长，移民、工作原因导致的迁徙以及短期学生数量的增加（自1963年开始，英国大学的数量从23所增加到超过100所），这些都导致了邻里关系的逐步削弱。托马斯·达姆（Thomas Dumm）的《孤独是一种生活方式》（Loneliness as a Way of Life，2008）把美国描绘为未来孤独社会的范例，其特征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在孤独社会中，“个人选择”是一种掩饰而不是机会。
回头接着谈幸福。幸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仅把我们的目光放在21世纪，就已经有一大批著作探索幸福问题了。如何获得幸福，幸福同最新脑科学的联系，什么是幸福道路上的阻碍，幸福在世界各地都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女人（概括地讲）不如男人幸福。
一个广为人知的发现是，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物质层面境况更好了，但他们并没有比几十年前更为幸福。事实上在《荒谬时代： 为什么现代生活难以获得幸福》（The Age of Absurdity: Why Modern Life Makes It Hard to Be Happy，2010）一书当中，迈克尔·弗利（Michael Foley）就主张，现代生活让情况变坏了，“它加深我们的渴望，但同时又放大了我们个体重要性的错觉。不仅让我们一头扎入对于美食、永葆青春、名誉以及花式性爱的无法持久满足的欲求，还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对任何可见的不平等、蔑视和抱怨零容忍的‘权利’文化，鼓励我们相信欲求某物就等同于值得拥有某物”。不仅如此，“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被接下来所欲求的东西贬低”，这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恶果。
另一方面，公布于2008年8月的最新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在过去的25年中，52个接受民意测验国家中的45个国家幸福感有所提升。但是研究同时也表明，仅在人均GDP低于12000美元的国家，经济增长才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幸福感在印度、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匈牙利、智利、瑞士（请注意，还包括瑞士！）、塞尔维亚都有所降低。幸福似乎与民主、更多工作机会、更便捷的出行旅行以及更能表达自己有关。另一项研究表明，个人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特别容易为消极情绪触动”，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更少如此，因为“较之个人感受，他们认为集体的利益更为重要”。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以上都是一些令人神往的发现，其中许多都是有益的，也同样令人忧心。但它们充满矛盾似是而非。在美国，最为幸福的人是那些经常去教堂的人，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正是那些最缺乏存在意义层面上的安全感的人才去教堂（因此他们显然不可能是幸福的）。在美国，宗教能够同犯罪的减少相关，但就世界范围来看，宗教带来更多的犯罪。在美国，参加教会活动能够带来收入的提升，而就世界范围来看，收入的提高并未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且也正是最贫穷的人才最频繁地去教堂。彼得·伯格说，我们像以往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但“信仰之书”的粉丝却认为我们正处于灵性的消退之中。彼得·伯格认为超验性的缺乏使人们迷失，但世界价值观调查则表明是面包、水源、有效医疗以及工作机会的缺失才使得人们迷失，而这也是他们走向宗教的原因。
尽管这些发现中存在矛盾，许多当代宗教现象中夹杂着原始、暴力与愚蠢的混乱本性，虽然社会学对宗教和非宗教起源合理且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似乎比神学解释更为重要，但清楚的是，许多宗教信徒拒绝接受这一事实。
查尔斯·泰勒以及上文提到的其他一些作者鼓吹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无神论者将承受一种贫乏的生活。但是诺里斯和英格哈特的调查显示，一旦存在的不安全感得到缓解，信仰就消失了。这种社会学的变化现在仍然发生着，甚至开始在美国出现。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美国，没有加入任何宗教团体的人，在2008年占人口总数的16%，4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到20%。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从1965年的4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0%。
当一本著作与当下宗教故事的荒诞、悲惨和可怖对立时，我们不能够指望它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本书的目的在于，至少做一些就我所知尚未被做过的事。本书的目的是对那些具有天赋的人，包括艺术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科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对他们的作品做一次广泛的调查研究。他们拥抱无神论，欢歌上帝之死，并且探寻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发现世界意义的其他形式或者已经掀起了克服巨大“剥离感”的（subtraction）别种风潮。他们许多人都似乎认为，那种可怕的凋敝是超自然的超验性观念的缺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希望能够表明，这种状况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当考察我们最近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你自认为熟悉的名人，其著作可能会令你感到非常吃惊。你会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划分，并且会发现对生活其他途径的探索是当代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或者用流行的比喻来说，是我们当今文化DNA的一部分。你还会明白，无神论者所导向的绝不是完满的生活，上帝和魔鬼的声音也并非天籁。因此，这本书本来可以不用叫《虚无时代》，而可以叫做《万物时代》（The Age of Everything）。
还有一点，并且这一点更为重要。应该怪尼采导致我们当下的困境吗？为什么他比其他人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呢？这一点又说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