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人格与社会发展过程

相反地，我们对清教教义和加尔文教义所作的分析则显示出，在新教的信徒中，这些观念是有力的力量，因为这些观念对那些信徒的人格结构中，所具有的需要及焦虑，是有吸引力的。换句话说，惟有当观念能解决一个指定社会人格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别需要时，这些观念才能成为有力的力量。
所谓理性行为，也多是由人格结构来决定的，在我们讨论工作对现代人所表现的意义时，我们曾举例说明这一点。我们发现，迫切想要不眠不休地工作的欲望，是出于孤独和焦虑，这种不得不去工作的强制性和其它文化中的对工作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其它文化中的人是出于需要才工作的，他们并没有受到额外力量的驱策。而这种额外力量，就是我们的人格结构中所具有的。由于现在的所有正常的人，都几乎具有这种想要工作的冲动性，而且由于如果他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拼命工作，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忽略了这种非理性的现象。
对一个正常人而言，人格的主观功能就是：引导他从事他自己认为实际上需要做的事情，并且由于他做了这些事，使他在心理上得到满足。
在社会过程中，如果我们从社会人格功能的观点来看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必须说明，藉着使自己能适应社会，一个人发展出种种的特性，这些特性使他想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指定的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的人格——亦即是社会人格——也是这样地适合每个人在此社会中必须做的种种客观工作，那么人们的精力就要成为有生产性的力量，而这种有生产性的力量对社会的发生功能是不可缺少的。兹再以工作为例。我们现在的工业制度所要求的是，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工作方面。如果人们工作是出于外在的需要，则在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他们喜欢做些什么，这两者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势必会减少工作的效率。可是，由于人格可以自动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人类的精力不但不会引起冲突，反而会变成一种动机，使人们想要依照特别的社会需要来行事。所以，现代人并不是被迫去拼命地工作，而是受一种内在的强制力所驱策，去拼命地工作。换言之，他并不是服从外在的权威，他是在树立一个内在的权威——就是良知责任——这个内在的权威比外在的权威更有效地支配着他，所以说，“社会人格将外在的需要内在化，并且驱策着人的精力，使其用在一个指定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工作上。”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可知道，在人格结构中某些需要一旦已形成后，任何符合这些需要的行为在心理上是令人满足的。并且从物质成功的观点来看，是切合实际的。只要一个社会能同时地使个人得到这两种满足，则心理的力量就可以“凝结”社会的建构。可是，不久之后，一种落后的现象就发生了。当新的经济环境产生时，传统的人格结构仍然存在，但传统的人格结构对新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有用。人们有一种倾向，喜欢按照他们的人格结构来行事，但他们所作的这些行为，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阻碍。
例如：以前德国中产阶级的人格结构，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昔日德国中产阶级的美德是节俭、谨慎、多疑，在今日的企业中，这些旧有的美德与新的美德比较起来，其价值就没有了。新的美德是：创造、冒险、进取。固然，那些旧日的美德仍然还是有一点用处——例如对小店铺而言，可能还是有用的——，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中产阶级的子孙，能成功地“运用”他们的人格特性，来增进他们的财富。他们在少年受教育时便已培养发展昔日适合他们阶级社会情况的种种人格特性。但人格的培养发展赶不上经济的发展。经济演化之间和心理演化发生了差距，其结果是：日常的经济活动，不再能满足心理的需要。然而，这些心理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于是便不得不另辟途径来获得满足。低下层中产阶级的那种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行为，由个人扩展到全国上下，虐待狂的冲动也由个人，扩大到社会及政治上。人们已经解脱了限制，他们企图从政治迫害和战争行为中，获得满足心理的力量。因受挫折而蒙上了憎恨，于是心理上的力量非但不能稳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反而变成为火药，被用来摧毁民主社会的传统政治与经济结构。
教育过程对社会人格的形成所扮演的角色

教育的定义：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使个人以后在社会中可以发生功能，即，使个人的人格变得最接近社会人格，使个人的欲望符合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需要。任何社会的教育制度——都是受此一功能的决定。因此，我们不能用教育过程，来说明社会结构或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但从一个指定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所产生的需要，却可以用来解释教育制度。无论如何，教育方法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教育方法是使个人能适合所被要求之形式的一种办法。我们可以把教育方法，视作为使社会需要变成为人的属性的一种手段。固然教育方法并不是引起某一种特殊社会人格的致因，但是，教育方法却是形成人格的方法之一。因之，有关于教育方法的知识和对教育方法的了解，是分析一个发生作用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家庭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儿童的早期经验对他的人格结构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了解，儿童既然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接触．又如何会受社会生活的影响呢？这是因为父母采用了他的社会的教育方式，而且因为父母自己的人格也就是他们的社会或阶级的社会人格。他们把我们所谓的“心理环境”或“社会精神”传递给儿童。因此，“我们可以把家庭视作为社会的心理媒介物”。
动态适应。
固然一个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种种需要可以塑造一个人，但他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地适应的。一方面，有若干心理上的需要是必须予以满足的。而在另一方面，人生来就有若干心理上的特性，必须予以满足。如果这些特性受到挫折，将会产生某些反应。
这些特性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可能是想要生长发展和实现许多机会的那种“倾向”。这许多机会都是人在历史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例如创造性与批评性思考的能力和区别情绪与肉欲经验的能力等，这些潜在能力都具有其自己的动态能力。在演化的过程中，一旦它们已发展出来，它们就有一种使它们能被表达出来的倾向。这个倾向是可以被压抑下去的，但压抑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反应，尤其是会产生破坏性和共栖性的冲动。而且这种想要成长的倾向，会产生许多特殊的倾向，例如渴望自由与厌恶压迫等。因为自由是允许生长的基本条件。渴望自由的欲望可能会受到压制，个人可能会不能觉察到这种欲望；但这种欲望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变成一种潜在力量而已。
我们也可以认定，寻求正义和真理的努力，也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也可能受到压制。我们从个人及社会两方面来分析人类的整个历史，就可以证明人性中有此种倾向。我们发现，对没有权力的人而言，在他争取自由生长的战役中，正义与真理是最重要的武器。每一个人在童年时，都经历过一段没有权力的时期。在这种无权力的状态中，诸如正义感和真理感的这些特性，就开始发展，并且成为潜在力量。于是，我们发现：虽然，生命的基本条件决定人格的发展，但是人性却具有其自己的动态力量，这种动态力量在社会过程的演化中，是一项活泼而有效的因素。即或我们不能用心理名词明白地说明这种人性动态力量的正确性质，但是我们认清它的存在。在人类固有的属性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不可让与的自由权利及幸福权利：人类努力想要生存，想要扩展，想要表达许多潜在能力。
本书所采取的心理研究态度和弗洛伊德所采取的心理研究态度之间的不同。
①我们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受历史的熏陶的，但我们并不否认生理因素的重要性；
②弗洛伊德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当做一个实体，一个密封的系统，大自然赋予人若干心理的驱策力。他还认为人格发展是对这些驱策力的满足和挫折的反应行为。但我们则认为，对人格的基本态度是对人与世界、他人、自然、自己的关系的了解。我们相信，人主要是一个社会动物，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以己为中心，只有为了满足他本能的需要时才需要别人。
我们还进一步相信，个人的心理学根本就是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对本能欲望的满足或失望。人类本能欲望之得到满足或没得到满足，只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个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人格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心问题，以此中心而发生的需要和欲望——如爱、恨等——是基本的心理现象。可是弗洛伊德则认为，这些需要与欲望，不过是本能需要之获得满足或未得满足，而产生的次要结果。
③弗洛伊德的本能说认为人性是邪恶的，于是他把一切“完美的”动机解释为“卑鄙的”事情的结果。例如他对正义感的解释是，一个孩童对他人产生忌妒的结果。但我们却认为，诸如真理、正义、自由这些美好的事情是努力。任何分析，如果不把这些努力当做动态的因素，则将是谬误的推论。这些美好的事情没有形而上的性质，而是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根本。我们也必须拿这种态度来分析这些美好的事情。心理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心理学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美好事情所引起的动机，以及与这些美好事情有关的道德问题，同时，心理学的工作就是使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思考，不再含有非经验和形而上的因素。
③不足和有余所产生的心理现象。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不足的状态，有些迫切的需要是必须先予以满足的。惟有当这些基本的需要获得满足，并且还剩下时间和精力时，文化才能发展。自由（或自动自发的）的行为永远是有余的现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关于不足的心理学。他给快乐所下的定义是，由令人痛苦的紧张被消除而产生的满足。在他的系统中，有余的现象——如爱与温柔——实际上是毫无地位的。他不仅疏忽了这个现象，而且对这个现象了解有限。例如，弗洛伊德对性的观察，只看到了心理强制的这个因素。对性满足的观察，也只看到了令人痛苦的紧张和消除。在他的心理学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性冲动也是一种有余的现象，性快乐也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欢愉——其本质并非消极地解除紧张。
对于了解文化中的人性基础，一般人所采用的解说原则有以下三种：
一、“心理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弗洛伊德的思考特点。这种方法认为，文化的现象产生于心理的因素，而心理的因素则是由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并且，惟有当这些本能冲动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时，这些本能冲动才受到社会的影响。根据这种解说，弗洛伊德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肛门情欲的结果，而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是对父亲幻象的双重矛盾的结果。

二、“经济学”研究方法。根据这种看法，主观的经济利益是文化现象的起因。
三、“理想型”研究方法，其代表者是韦伯。他认为新的宗教理想对新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和新的文化精神，是有影响的。虽然他也强调，这种行为并非完全是受教义的决定。
④和这些解释正好完全相反的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是产生于社会人格；而一个指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又决定社会人格。在另一方面，主要的人格特征又成为有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又决定社会的演变过程。
当某一阶级受到新的经济倾向的威胁时，它便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此一威胁产生反应；同时，由此种反应而产生的心理改变，又促进了经济力量的发展，即使这些力量与该阶级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经济、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像下面这样地发生作用的：人对改变中的外在环境起了反应，改变了他本身；同时，这些心理的因素又帮助决定经济与社会演变的过程。经济力量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经济力量不是心理动机，而是客观的条件。观念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观念根源于一个社会团体的整个人格结构中。尽管经济、心理、观念的力量互相依赖，他们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独立。例如经济的发展要依赖客观的因素，但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按照它自己的律则来进行的。心理的力量固然是受外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但它也拥有其自己的动态力量。
社会人格产生于人性对社会组织的动态适应。改变中的社会环境导致社会人格的改变；换言之，就是导致新的需要和焦虑。这些新的需要又引起新的观念，同时使人们接受这些观念。在另一方面，这些新观念又倾向于稳定和加强新的社会人格，决定人的行为。换言之，社会环境通过人格媒介，影响意识形态的现象，人格并不是消极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适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