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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人迷惑的沉默可能存在于文学中。譬如，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在对美国的流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当时并没有任何“所谓高度敏感的”作家对流感表露过关注。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没有［只是当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正要完成时，他的确被流感最后波次的尾巴所击中］，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没有［他的女友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Agnes von Kurowsky）当时正在意大利护理罹患流感的士兵］，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没有（即使他在横渡大西洋的军用运输船上确实感染了流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也没有（虽然他在流感的高峰期每天要接诊60名患者）。为什么这些作家都对流感视而不见呢？
还是要再次引用莫洛亚的那句话，“不同世代的人类心灵是难以相互理解的，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个紧挨一个却又互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