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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中指出，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拉丁裔移民的持续涌入，再加上其远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出生率，意味着长此以往，美国将会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拉丁裔美国人不再认为自己必须适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文明，而是更加坚持自己的文化和种族认同，而这将会在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击。后者将会复兴那些已经被抛弃和丧失信誉的关于美国身份的族群和种族观念，由此创造出一个有可能排斥、驱逐或镇压其他族群、种族和文化背景人士的社会。历史和当代经验都表明，当一个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族群或种族由于其他族群或种族的头起而觉得受威胁的时候，这种反击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从而制造出一个内乱频发的极度不宽容的国家。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崛起，标志着亨廷顿多年前的预言成真。本书第一章提到，虽然特朗普并未公然宣称白人至上，但是他所要复兴的“美国”其实就是指白人在各方面都拥有领导权的“旧美国”。特朗普有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是在演讲中过于频繁使用“我们”（we），以此显示他和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正是“我们”将会“让美国再度伟大”。但是当他谈到黑人和拉丁裔时，却总是用“他们”（they）一词进行指代。言之，黑人和拉丁裔并不属于“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我们？。
    《1994年犯罪控制法案》实施20多年来，美国社会的暴力犯罪率确实大幅降低，但是这部法案究竟对此起了多少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不少人认为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结构转型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而这部法案在具体实施中不成比例地集中于逮捕监禁黑人，严重激化了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成为导致当今美国社会分裂的关键因素之一。

    科尔总结说，美国最高法院所反对的，仅限于那种存在明显主观意图的种族歧视；对于美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最高法院却一直采取姑息态度。而在现实中，系统性的种族岐视是通过众多参与者和众多事件的“合力”而起作用的，也许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参与者那里都观察不到明显的主观意图，但是整个系统的潜规则却极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