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

  
 ◆ 一、《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
 我们注意到，虽然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但在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西汉，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史记》所呈现出的很多特点都可以从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求得解释。甚至可以说，《史记》正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
◆ （一）《史记》《汉书》籍贯书法差异
 《史记》以县名为人物的籍贯乃是来自于战国的旧传统，《汉书》以郡名为人物籍贯则是因为自西汉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郡为单位的区域观念。极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这是一条没有里程碑的漫长道路。
◆ （二）《史记》书名、序及其他
 可知《史记》原名《太史公》。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书的方式与《史记》籍贯的记述方法一样，仍是来自于战国的旧传统，诸子的书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而《史记》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
 不仅在书名的选择上深受战国传统影响，就连序文和文章风格也是如此。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的出现其实也是与战国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 （三）“人之发现”与纪传体史学
 以人为中心的《史记》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这一历史潮流下的产物。
◆ （四）史学内部的发展线索
 《世本》是否有本纪、世家、列传仍有疑问，但我也认为《世本》的确与《史记》有密切联系。这联系不一定是在体裁上，而是在内容上。
 二书都是强调通贯性。它们的区别是《世本》只有对人物世系的简单介绍，而《史记》则载有人物活动的详细情况。就其异同而论，《世本》具有过渡性质，是《史记》的前奏。
 《国语》《战国策》对“言”的重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重视。
 战国以来的新思潮并非只孕育出一部《史记》。在《史记》之前，《左传》《国语》《世本》等史书已经表现出对人的关注，因此才会留下大量有关人物活动的记载。如果没有这些前史的记载，司马迁恐怕很难写出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记》
◆ 二、经史之学
 史学与经学，尤其是与古文经学也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嫌极端，甚至可以说史学就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注意到经与史的分离，又注意到经与史的联系，这样思考有助于解释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
◆ （一）经、史分离
 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 （二）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
 晋代以后，史书中还出现了“条例”。所谓“条例”是指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史书结构的规定。这也是受经学影响而来的
 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
 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
◆ （三）史学与古文经学
 《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
 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
 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倾向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
 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
 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
 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12]其比喻极为恰当。
 应该说史著模拟《春秋》，既是对经学的继承，也是对经学的破坏。
 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今古文之争的结束才为史学的发展打开了缺口
 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古文经学。
◆ 三、文史之学
 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文”对“史”的影响要大于“史”对“文”的影响。
◆ （一）诗、小说与史学
 传闻不仅未能被正统史学所遏止，反而是记录传闻的小说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正统史学。
 小说对史学日益强大的冲击当是与东汉以后士人对小说创作的积极参预有密切关系。
 汉魏以来专制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力减弱后，民间社会表现得十分活跃、主动。政治上等级制日益强化的趋势并没有妨碍士人对民间下层文化的关注与吸收。
◆ （二）“文章”与“文史”
 王运熙、杨明说：“魏晋人所谓‘文’或‘文章’，其范围还是很广泛的。各种实用文体都在‘文章’范围之内。
 “文章”之中也包含有史学著作。
 魏晋以后私人撰史风起云涌，当与时人著史以求不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确是从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
 通常以为史学与经学分离后即告独立。如果把标准定得再苛刻些，或许可以说，只有到史学与文学也划清界限后，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
◆ （三）文重于史
 这一时期，士人的兴趣主要在文而不在史，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史对文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文对史的影响却非常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史书的文字表达上。
 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的南朝，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正像前引萧统《文选》序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从“文”中排斥出去。
◆ （一）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特点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
◆ （二）裴注出现的原因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
 周一良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逯耀东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
 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
 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烦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
 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三国志》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国志》在西晋问世后，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这些新式注解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不避烦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传统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
 范晔在《后汉书》中的确有所删减，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后汉书》与《三国志》，就不难看出范晔其实也增加了不少材料。
 裴松之、范晔以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
◆ （三）裴注以后的注释
 众多史书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实现的条件。
 现在看来，这个解释是有欠缺的。事实上，文字训诂式的注释始终存在，不能认为裴注一类的注释方式取代了前者。裴注大量增补历史事实的原因与经学盛衰或许没有什么关系。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裴松之的时代出现了重视“事”、重视知识的风气。这可能才是裴注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
◆ （一）太史公曰
 司马迁的思想受战国思想家以及董仲舒的影响很大，与以后的史家相比，他的史论具有明显的历史哲学色彩。
 五德终始之说并没有为史家提供新的思想动力。它的作用只是在现实政治层面上
◆ （二）荀悦与袁宏的史论
 汉晋时期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史论，它往往脱离了历史本身，而更接近于子书中的议论。这种史论的代表人物是东汉末年的荀悦与东晋末年的袁宏。
 刘鉴泉氏观点。刘氏说：“荀书为断代编年之祖，其论已繁于《左氏》，多是子家之嘉言，而非史家之要义。”
 史书中出现了类似子书的议论，可能与这一时期兴起的著作子书的风气有关。
 经学盛而子学衰，此为不易之论。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如果经学衰落了，子学还有可能再度兴盛。
 进入南朝，子书渐衰。
 子书与文集不同。诸子立说虽有追求不朽的个人目的，但所关注的毕竟是社会问题，而文集所偏重的则是作者个人文学才智的展现。从子书到文集，变化的动力来自于士人对个体的炫耀和对社会的漠视。从时间顺序上看，是“著作衰而有文集”，但从深层次的原因上看，却是“文集”盛而“著作”不得不衰。
◆ （三）东晋南朝时期的史论
 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中的史论多数还是在探讨得失成败的历史教训，与汉代以来的传统史论并无不同。
 不宜把南朝史论的精彩归之于玄学的影响。北朝史学整体上较为落后，各个方面都不能与南朝相比，史论不如南朝应在预料之中。
◆ （四）对史论的重视
 南朝以后的人们对史论愈来愈愈重视，在评价历史著作时，不再仅仅局限于史书是否做到了“文直事核”，而是对其中的史论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史学批评的这个变化具有积极意义。它说明史家所追求的已经不只是充当一名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者，而且也要努力在史书中展现自己对历史的认识。
◆ 六、杂传与人物品评
 大致说来，受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撰写杂传最盛行的阶段是东汉到东晋。进入南朝，由于皇权的加强，以及门阀士族制度的凝固，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与此相适应，杂传的撰写明显减少，而谱牒之书日渐增多。
◆ （一）杂传的兴衰
 粗略考察了家传、郡书、高士传、别传在各个时期的分布。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出现于东汉，在两晋数量最多，到南朝日趋减少。
◆ （二）杂传与人物品评的关系
 杂传对人物的关注就是来自于当时的品评风气。
 因此就出现了上述先贤传与家传分布的不平衡，即落后地区多有先贤传，而产生了著名大族的地区则往往只有家传。总之，人物品评中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与家传、郡书分布的地域性特征是一致的
 周一良对清议所下的定义是：“东汉以来乡里中形成的关于某个人的舆论。”[7]这个概括显然更为全面、准确。或许可以补充的是，这种舆论在很多场合并不完全来自于乡里，而是也来自于突破了乡里地域界限的整个士人群体，而且它也没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随着中正制度的建立、抽象学理讨论的出现而立刻消失。事实上，人物品评在魏晋以后依然存在。
 人物品评的兴起、延续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皇权不振，第二是士人群体的活跃。这两个条件如果发生了变化，人物品评就会受到影响。
◆ （三）魏晋南朝皇权对人物品评的压制
 从建安年间曹操实际执掌皇权到魏晋两代，国家对品评人物的风气一直是采取压制政策的。魏西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目的就是要将东汉以来士人控制的品评权力收归国家。
 但是从史料上看，魏晋时期皇权的努力收效不大。士人彼此之间互相品评仍然是常见的事情。
 证明东汉以来呈风起云涌之势的私人立碑确实是人物品评风气的产物
 人物品评风气的减弱与私人立碑被有效禁止都是从晋宋之际开始的。
 不论是立墓碑或是立德政碑，都要由皇帝许可才行，一般人获得批准大概是不容易的。为纪念死者，代替墓碑埋于地下的墓志终于盛行起来
◆ （四）谱牒的兴起与士人群体的变化
 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使得士人自身对士林中的品评也不像过去那样重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士人的家世背景和血缘关系。与此相适应，谱牒之书代替杂传渐渐兴盛起来。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出现是杂传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此风渐衰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中正制度，也不在于士人对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是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人物品评风气的衰落最终导致了杂传的减少。
◆ 七、州郡地志
 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类型的地志数量激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地志关注的对象则主要是山水风光。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重建，地理思想日益偏重于实用。
◆ （一）异物志
 异物志所载多为各地稀有的动植物。
 关于汉代的官修地志，我们能够了解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官修地志记载的重点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与前述私人撰写的异物志明显有别。
 汉晋时期人们对异物的兴趣可能与当时求异的风气有关。
 从司马迁到干宝，恐怕不是史学引发了志怪的风气，倒是志怪风气盛行后影响了史学。
 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有见过的异物，所以欲求异物，只能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富的南方偏远地区。
◆ （二）山水地志
 唐长孺指出，当晋室东渡后，北方大族南来者多集中在扬州。这一地区本地原有的大族已经占有大量土地，剩下来可供北方大族掠取的土地很有限。他们若想在三吴地区求田问舍，就只有转向占领山泽。
 对山水的浓厚兴趣是引发士人撰写地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士人游玩之余，常常就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述下来，写成诗，就成了山水诗，写成文，就成了地志。地志既然由此而来，所以它往往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
◆ （三）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批评
 对六朝地志，唐代学者多持批评意见
 重视实用性，强调地志要记载关涉国计民生的有用内容，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北朝有两部地理学名著，即阚骃的《十三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两部书在唐代得到了不同的评价。
 《十三州志》所记内容比南方地志更具地理色彩，更具实用价值，比较接近于《汉书·地理志》，看不出受南方地志的影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该书才受到了重视实用的唐代学者的好评。
 在北朝、隋唐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并不受重视。
 我怀疑唐人对《水经注》的态度就是因为它过于接近六朝地志了。
 从实用的角度看，唐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详载异物、描述山水的地志的确与国计民生没有多少关系，地志中应该有的诸如政区沿革、疆域四至、人口数量等项重要内容往往缺乏。
 六朝地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较为简略，不成系统。
 综合以上，六朝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数量虽多，看似繁荣，但却不意味着地理学本身有了大的进展。
◆ （四）地志与郡书的区别
 事实上，从东汉开始，地志与郡书应该是有明确区别的。
 郡书、地志虽然互有交叉，但区别始终还是存在的，前者侧重于人物而后者侧重于地理
 隋唐图经恐非合六朝地志与郡书为一，而只是汉代官修图经、地志的延续。
◆ 八、南北史学异同
 第一，北方史学较为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而南方则否；第二，相对于南方，北方多官修史书，私人撰述较少；第三，从渊源上看，与继承魏晋的南方史学不同，北方史学比较强调继承汉代传统。
◆ （一）《食货志》与《刑法志》
 在是否设立《食货志》《刑法志》的问题上，南北纪传体史书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北方史家修撰的史书多有此二志。
 正像祝总斌所说，北朝“十分重视军功、吏干。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7]
 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 （二）官修与私撰
 东晋十六国以来，南北史书都是既有官修也有私撰。但就总体而言，南方私撰较多，北方则以官修为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日益接近。南朝以后，南方地区官修超过私撰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从十六国、北朝到隋唐初年，官修史书十分盛行。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专制皇权的强大分不开的。
 南方地区，私人修史有很大的自由。
 东晋一代，形势特殊，由于主弱臣强的门阀政治的存在，皇权干预修史的情形难以见到，倒是世家大族与史书的修撰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南朝，士族衰落，皇权复振，因而干预修史的就不再是前者而是后者了。南朝皇权对史学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从较长的过程看，这些奉敕之作应被视之为从魏晋私撰到唐初官修的过渡，所体现的主要是官方的意志而非个人之精神
 官修、私撰的问题上，南、北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发展方向却是日益趋同，官修逐渐成为主流。理解了这一点，对隋唐以后国家垄断正史修撰局面的出现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 （三）南北史学渊源
 从学术传统上看，南方史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而北方史学的渊源则可追溯到东汉
 单就东晋南朝而言，史学的进步也是明显的。南方史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中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条例的出现、对史论的重视、裴注的发明等等。
 南方史学具有先进性，北方史学自然要受到它的影响。
 如果不发生南北分裂，河北地区也必定会逐渐接受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新学风。可是永嘉之乱却打乱了正常的发展节奏，中原士人的南迁使得新学风传到了南方，而河北则由此失去了接受新学风的历史性机会，只能继续沿着东汉以来的老路走下去。
 讨论至此，我们终于明了，东晋十六国以后，包括史学在内的南北学术的不同其实是导源于魏晋时期中原与河北学术的不同。
◆ （一）《南史》与杂史
 李延寿所说的“杂史”，比《隋志》的“杂史”含义要更宽泛。
 属于“杂传”类的家传也在李延寿所取材的“杂史”范围之内。
◆ （二）正史与杂史、杂传的关系
 杂史较随意，“各记闻见”“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甚至还有摘抄旧史而“自为一书”的。不过杂史所记“大抵皆帝王之事”，这又与正史有相同之处。
 杂传的记述对象与杂史不同，杂传所记“非独人君之举”，而杂史所记主要还是“帝王之事”
 魏晋以后，引杂史、杂传等入正史相当盛行。
 首先，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私家撰史盛行，各类杂史杂传极多，为写作正史者提供了参考的可能性。其次，当时还没有“正史”“杂史”的概念，史家对此二类史书的区分可能还比较模糊，因此引用相对随意，当时人也不以为非。
 如果想撰写正史，皇帝的起居注和群臣的行状这些官方掌握的档案资料是不可缺少的。
 档案材料能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但是很多细节资料可能并不具备。而杂史、杂传恰好有记载细节的特点，可以弥补档案资料的不足，
 在裴注的处理方式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杂史的本来面目，而在范晔以及沈约、李延寿等人的处理方式下，杂史杂传的本来面目已经无从知晓。它已经成了正史的一部分
 虽然从《隋志》开始对正史与杂史、杂传有了严格的区分，但实际上彼此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杂史、杂传的部分内容不断被引入正史。这种情形可能具有普遍性。《晋书》《南史》的特点是引入了大量新奇怪异的内容，所以使后人特别注意。
◆ 附录一：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
 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
◆ （一）战国形势与西汉区域格局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最强大的实际只有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位，它的优势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随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 （二）中州士与汉晋历史
 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光武帝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标志着中州在政治上的崛起。
 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这场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士人与凉州军阀之间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它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历史的最终结束。
◆ 附录二：《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
 今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
 此外，我们重视《史记》，还在于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果说《通鉴》是旧有编年体史书的最高峰，是对过去的总结，那么《考异》则更多地是指向了未来。
 将这些考据成果独立成书，是宋代才有的现象。
 他们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分析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而不再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评价史书的“其事”“其文”。
 宋代学者的这些读史心得很多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单独一类史学著作。
 “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了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虽然传统的“叙述”历史的著作依旧浩浩荡荡，但是在“重要体裁”基本齐全的形势下，这个方面已经难有大进展了。史学若求新变，必须另觅新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考史、论史见长的史家变得日益醒目了
 在“叙述”历史与“解释”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考史、论史。
◆ 结语
 应该说，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首推史学的独立。
 比较强调的是史学对经学特别是对古文经学的继承
 在语言、体裁、注释方法诸方面对经学的模拟、史学著作的繁简变化以及史学批评原则的改变等等现象
 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
 我认为，影响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专制皇权强大与否。
 士人或者说士族修史不完全是为国之兴亡考虑，而是往往有着很强的个人的、家族的目的。他们或是借修史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记录家族的辉煌。因此，史学著作所记载的也多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论是人物别传、家传、郡书，或者是家谱都是如此。就连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当时著名的士人、士族。
 春秋战国以来，对“人”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国之兴衰在“人”。出发点是“国”，而不是“人”。此外，在战国以来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司马迁非常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与命运。
 地理书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异物以及山水风光感兴趣而盛行起来的，而大量人物传记则是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影响而出现的。
 地志盛行于汉魏六朝，而杂传到南朝便已衰微；地志主要出自南方，而杂传却并非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然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
 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
 总之，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究其原因，则在于史学著作数量的激增与种类的繁多。由此史家才有了一个比较、鉴别各种史书的可能。
 刘知幾在《史通》中对前代史家也是批评多于赞扬。他不理解，正是这众多遭到他批评的史学著作的存在，才使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史记》是对此前战国学术的历史总结，而《史通》则是对此前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历史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