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文本历史的开拓：
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巴赫金对此已经有所阐述。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并将语言及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包括文学、艺术与影像，都纳入文本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是把它们纳入社会、政治、宗教的历史。结构主义一开始只是一种形式研究，“互文性”使它得以进入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
巴赫金关注的范围是词语的地位（stat），也就是词语的功能和角色。在不同文本与不同文学思想中确立词语的地位与功能，这意味着文学分析被置于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神经要害处，即语言（ langage）和空间（ espace）的交集处。语言是思想的实践行为，空间则是通过差异实现的意义显示的场所。探究词语的地位与功能也就是探究词语的各项关联：首先是一个词语内部各项复杂语义的关联，其次是这个词在句子中（包括前面的句子与后面的句子）与其他词的关联。类似的各种关联也存在于比词语更大的单位，例如句子和段落。面对这种语言的诗学空间观，我们需要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而所有的语义组合与诗学片段正是在这一文本空间内发生多种关系。这三个维度分别为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彼此之间有对话关系。于是，词语的地位可以在“横向轴”和“纵向轴”的层面得到界定。所谓“横向轴”，指文本中的词语在写作主体和读者（ destinateur）层面；所谓“纵向轴”，指文本与外部文本的关系。后者包括先前文学资料与当下文学资料的集合。
    若如以上所说，那么你在面对一本书（作为对话空间的书）时，你本人也融进书中，因为阅读时你会想到自己的经验；你的解读既属于读者接受，也属于文本的部分。于是，作为读者，你参与到文本语言和作者语言之中。此时，无论是横向轴（作者一读者）还是纵向轴（文本ー外部文本/语境）都彰显了同一个重要事实，即每个文本都是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交汇处至少有一个“他文本”（读者文本）可以被读出。这种文本的交汇被巴赫金称为文本的“双值性”（ ambivalence）。在巴赫金的著作中，文本的对话性（dialogue）与双值性没有太明显的区别。虽然这不尽严，但巴赫金首次在文学理论领域给出这样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此处为“文本间性/互文性”（ tertextualite）所取代，而文本的多声部中，文学语言至少能被“双重”（ double）阅读，即作为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投射。
    你们现在可以明白，词语不仅是最小的文本单位，它还具有中介（ mediately）地位，连接文本与读者，也连接文本与历史。所以词语是结构与文化、结构与历史之间的中介元素；它还是带有调节（ regulateur）功能的中介元素，因为每位作家都会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其他文本以及读者发生关联，成为其时代的重要作家，或反之。p13-14
巴赫金认为，根据叙事词语的功能以及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连接作用，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直接词、对象词和双值词。
    第一类词语是直接词（ le mot direct）。直接词是作者的词语，仅指向话语外部的事物，具有指示功能。它只关注所指称的对象，而不关注说话者是否处于对话关系。
    第二类词语是对象词（ le mot objectal）。对象词是作为客体的人物的词语。它也具有直接、客观的意义，但较之说话人，它是外在的，所以对象词附属于作者词。说话人面对对象词可以持保留态度，但并不加给它另外的意思。例如，我今天在复且大学做讲座，主持人祝克懿教授刚才介绍说：“克里斯蒂娃女土是个杰出的理论家。”我跟朋友讲起今天发生的事的时候，可以说：“祝老师觉得可以这样介绍我：“克里斯蒂娃女是个杰出的理论家。”这样说的时候，我和祝教授的话是有一个距离的，我处在一个对话关系中，但我并不赋予祝教授的话以其他意思。我客观地给出了祝教授的原话。当然，给出原话的同时，也有点自嘲在里面。或者，如果我沾沾自喜，那么就会这样对朋友说：“多亏祝老师是这样介绍我的：“克里斯蒂娃女士是个杰出的理论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说话的时候，与祝教授的话都有一个距离，但这个距离并不影响它本身的意思。也就是说，叙事者可以影响到对象词的接受，但并不改变对象词本来的意义。
    第三类词语是双值词（ le mot ambivalent）。双值词是指作者使用他人的词语，但是在其中放入了不同的意思。这种使用可以是仿写，也可以是嘲弄或讽刺。这已经属于有论争特征的书写，有时还会对他人的话语加以变形。漫画就属于这种类型。巴赫金认为，这种类型来自狂欢节与“梅尼普体”讽刺文的传统，西方现代小说越来越受其影响，这是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必须予以支持。这使我们想到当今世界上的一些争议。某些一神教国家禁止对上帝的形象进行漫画处理，一旦发生就定以死罪。这当然不是巴赫金所宣扬的西方小说的特征。
我将无意识及二分主体（意识/无意识）理论引入我的语言学观念，即语言是一个意指作用（signifiance）的过程，包含两种生成方式——它们形成了语言内部的对话。第一种是“符号生成”（ le semiotique），第二种则是“象征生成”（le symbolique）这两种生成在语言的意指作用中缺不可。言说主体的形成永远都同时包括这两方面，他所制造的任何意义系统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Semiotique”一词并不完全出自我的发明，它源自希腊语“ semeion”，并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e）中讲到语言的一种特殊状态。它先于词语、句子，甚至音节。它先于“1”ー父亲，而被比为母亲，具有养育功能。它始终处在运动中，这使我们想到肢体的运动，想到血液与冲动。柏拉图把它称为“ semeion”这个词指可的印记、迹象、征兆、见证、刻写符号、烙印、图像等。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痕迹”、冲动的分布组构、移动中并聚集能量的“原始过程”。多种不同能量在未来主体的体内流动，处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中；它们的组构取决于家庭与社会给这个身体带来的种种限制一一此时身体已经在形成符号的过程中了。体内冲动既是“能量”负载，又是“心理”印记。
    所以，“ semeion”指已经在生成过程之中，但还没有到达语言与意识层面的意义。同时，它还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希腊语所称的“ thorea"”（拉丁语写为“ chora”），即一个开放的、供人舞蹈的空间。这个词里包含着“空间”与舞蹈”两个元素。这正是柏拉图所寻找的“前语言”的特征，也是我们所要表达的“符号生成”的特征，即一个既在运动中又被制约着的未经语言表达的暂时性构成。“符号生成”层面的制约固然不同于“象征生成”层面的规定，但体内冲动的能量也因此而产生阻滞，具有非连续性，从而形成暂时的分布链接，并不断地重新开始。
    与“符号生成”相对的是“象征生成”。后者包括判断（jugement）与命题（proposition），属于意义领域，也就是立场领域。“立场性”（positionality）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是一个分界点，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而“符号生成”不属于这样的意义领域。
    我把“符号生成”引入文本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无意识空间，有类似语言的构成，但其形成素是各种感觉、情感、冲动。刚才我说过，巴赫金的文本空间含有说话者（作者）空间、受话者（读者）空间、外部文本空间（包括此前和此后的文本）。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则指出主体内部还有一个空间，即无意识空间。它不是语言空间，尽管语言对它的组织有某种影响。
我在进行诗歌语言研究时,对这个空间在诗歌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尤其敏感。一般情况下,诗歌文本叙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场景,或者抒发某种情感。然而与此同时你会体会到某种超越诗歌内容的东西,它的路径是音韵是修辞,或者是语调。
举个例子。法国诗人马拉美( Mallarme)有这样的诗]: “Hyperbole! de ma memoire /Triomphalement ne sais-tu Te lever, aujourd'hui grimoire. Dans un livre de fer vetu... ”面对这么一句诗,读者一下子也不清楚诗人到底在说什么,只是大致上知道这句诗与记忆( memoire)有关;记忆在书中寻找什么。然而,你仔细听诗句的发声,你可以在" hyperbole”一词中听到“pee”的发音(父亲),而“ma memoire”中又有“ maman”(妈妈)的声音。诗句的音乐性让你产生联想,而这些联想加入了意义的多声部,丰富了文本的对话性。通过语言的“象征生成”层面(句子直接所指的意义),“符号生成”所指向的是孩子在会说话之前的“前语言”阶段,而诗人所运用的正是语言的这种古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