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法律体系下的有施虐倾向的男性

警察局和法院的大门有时是通向冷酷、充满敌意的世界的。警察和法院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培训课程，即在面对一个遭受了长期、恐怖的虐待的女士时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即使他们并没有说什么不友好的话或是做什么不友好的事情，但他们粗鲁、唐突，一切都要公事公办的态度就像打了这位女士一记冷酷无情的耳光，而这位女士却是来此处寻求能够不再遭受家庭带给她的心理侵害和恐吓的帮助的。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令人极为遗憾的——这些专业人员却和施暴者有着相同的观点。我甚至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女士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我希望法院里的那些人过一天我的生活，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感觉。”
当一位受到虐待的女士面对的是法院工作人员仁慈、充满关爱且又十分睿智的反应时，她不仅仅能够重获自由，其内心也会备受鼓舞，使她对生活重获信心。离开时她还在想，“或许不是每件事都像他说的那样。或许有些人真的非常友善。或许我并不是糟糕到活该一直忍受这样的折磨，或许他也不可能愚弄所有人”。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将不再会面对残忍和盛气凌人。这样的信念一旦萌芽，便会在她的内心蓬勃起来。
我的当事人都对禁止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予以支持——只要这些法律针对的是其他男人。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有“一个真正的施虐者”的形象，但那绝对不会是他。
● “整个法律体系就是由女人控制的。”

’当今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由男性统治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假释官。除此之外，各州负责立法的议院里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所以，施虐者怎么就会得出这样荒谬、牵强附会的结论，怎么会认为是女人们躲在角落，暗中做了手脚，令他因为其行为而遭受这样本不应该出现的处罚呢？这种荒唐的想法之所以会冒出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已经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即将自己的恶劣行为归咎于女人。因此当法律社会传递给他的信息是他应当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全责时，自然会将这种责难扩展至所有的女性。其二，如果他不去责难女性，就要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其实也有相当大比例的男性是反对他的恶劣行径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发生改变，尽管有些缓慢但确实是在改变着，那些施虐者们不再可能总是指望着其他男性为他们站脚助威——这样的事实令他们感到自己被出卖，却只能闭眼接受了。
一个可以从法庭判决中侥幸逃脱的施暴者往往会比从未被捕过的人表现得更为恶劣；他坚信没人会支持他，他感到自己是无辜的，伴随而来的结果就是他的施暴行为会变本加厉。
如果施暴者在控制自己情绪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情感脆弱或是在孩提时代就受到过深深的伤害，那么不可能做到只要警察一出现在家门口，马上就能像拧水龙头一样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如此自如。
有数不清的当事人将自我保护作为一种借口，之后又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受到伴侣的恐吓或是伤害，对方也并没有控制他们的行动或是不让他们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是报复，而不是什么自我保护。在我的2000多个当事人中，我记得只有一位男士，他妻子确实有严重的暴力问题而不是一种对暴力的反应，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表现出多么害怕她。
● “她说，如果我不多给她一些钱，她就会报警说我打她。”

我曾经从很多当事人那里听到过这套说辞，以至于我很好奇他们是不是从同一所家庭暴力学校毕业的。有时我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这样的索款行为根本就不存在，即使这个男人最初还宣称是亲眼目睹的。
● “我只是想和孩子们说说话，我实在是太想他们了。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探视过他们。”

再没有哪种借口能比这个更能打动警察局和法院人员的心弦了。我有几个当事人，就是曾经通过使用这个借口获得了探视权，但之后就不再使用了，因为他们实在是不喜欢这些条款。他们说：“早知道我一周只能有一个下午见到孩子，或是我只能在有监督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见孩子，我就不会去见他们了。”所以，他们自我标榜的充满奉献精神的父亲形象还是就此打住吧。
当警察接到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的报警电话时，有些女人还会争着为她施暴的伴侣打掩护、说情。你可以想象她的处境：她很清楚警察几分钟后就会离开这间屋子，而她又只能独自留在那，要么和施虐者在一起，要么不在一起。如果警察逮捕他，一旦他被释放等待她的就只有一件事——比以前更为愤怒。她很清楚，她最为安全的处境就是站在伴侣一边，如果她选择和他合作，那么当警察离开她家消失在街道上时，她也不会被他撕个粉碎。即使是她自己报的警，她也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伴侣被逮捕；绝大多数的女性打求救电话只是想让这样的恐怖时刻尽快结束。她们希望警察能够使他平静下来，通常只是希望他这一晚可以从家里搬出去。但是若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即使只有一两天，也没有几位女性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她们已经长期被自己的伴侣折磨，忍无可忍了。
有很多女性经常会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将起诉进行到底。一个女人会这样说：“我怎么就这么傻。真见鬼，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相信他发的誓，我应该去法庭作证的。可是现在，看看我的糟糕处境。”如果你会以这种方式自怨自艾，那就暂且打住，好好想想：难道他这么有说服力就是你的错吗？他是如此了解你，非常清楚如何忽悠你，他多年来的生活经验使得他非常清楚你人性上的弱点，并且清楚如何利用你的弱点。他的操纵欲如此之强，又怎么能是你的责任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看清施虐者真面目的原因就是，他非常清楚如何才能让自己一直都隐藏在不断变换的阴影里。如果施暴者都是这么轻而易举地被辨别出来，那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受虐女性了。
施暴者对于治疗小组的歪曲汇报与他对自己伴侣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我告诉一位喋喋不休的当事人，请他不要试图支配整个治疗小组的讨论，最好能够安静一会儿时，他这样告诉他的假释官：“咨询顾问说，我们只有听的份，根本不能讲些什么。”如果我对其在治疗小组的破坏活动加以限制，他就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下头，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讽刺地说道：“好了，我明白了：我们总是错的，女人总是对的。”如果某男士因其不得体行为已经受到三次警告的话，我就会终止其在该治疗小组的参与资格，而他却说：“如果我们没有说你真正想听的内容，就会把我们开除出去，你根本没有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他的这些对于我们治疗小组的歪曲事实的报告，也使我们了解到他在家里是如何怀疑自己伴侣的，这一点尤为重要——为何她会感到如此气愤、沮丧甚至想要大声叫喊出来。
施暴者每遇到法律系统中的一个新工作人员时，都会试图和对方建立起个人关系。如果对方是男性，他会依靠“男性套近乎手法”，比如开些有关女性的小玩笑，或者寻求得到老一套的反女权人士的同情；如果对方是女性，他会说些阿谀奉承的话同时再和她们调调情；又或者，充分展现出对其关怀备至的姿态：“我听说你女儿病了，她现在怎么样了？”颇具效果的信息表达了：“瞧，我并不是一个家庭暴力者，我只是一个和你一样可爱的普通人，我想和你做朋友。”我的当事人在参加治疗小组时总是用相同的伎俩，所以我很清楚这些具体的花招。
须要牢记的关键点

● 如果施暴者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惩罚，几乎不可能有所改变。必须要求施虐者配合而不是代替判决结果全程参加治疗小组项目。
● 很多施暴者都将法律体系视为可以又一次操控别人的好机会。他能成功利用此手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关键部门的官员们在面对家庭暴力的案件时是否训练有素——即他们当中会有多少人如他所想。
● 希望借助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权益的女性需要找到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或事，然后就要准备为自己的权益而奔走。第一个要打的电话就是旨在帮助受虐待女性的组织。
● 除非你能够很好地利用法律武器并使之与其他一些自我保护工作相结合，否则法律武器不能用来保护你的安全。
● 任何一种形式上的身体侵犯，包括推搡、击打、推挤或是威胁，在绝大多数州、省中都被视为是非法的。你不必一直等到受到严重伤害时才向警察寻求帮助。
● 任何一部法律典籍或是任何一项法令中都没有“轻微”暴力这样的说法。如果相关的法律机构未认定他负有法律责任，那么在“法律体系并未明确指出”这一假设的纵容下其暴力行为就会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