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了战场上。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又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parliamentaries）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
    克里米亚战争在近代史上的意义
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3]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欧洲历史上，宗教因素不能忽略
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近代因为新教影响，反而认为东正教更加保守野蛮
不过对俄罗斯在圣地的各种行动最警觉的还是法国人，对法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法国和巴勒斯坦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认为作为欧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保护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来拉丁朝圣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那里有我们的遗产，必须捍卫我们的利益，”一份法国天主教地方报纸这么写道，“十字军东征时，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征……在东方人心目中，法国是首要的基督教国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欧洲地区全部叫作法兰西国（Frankistan）。
    法国人的热情和荣耀来源于其祖先
，于是在克里米亚到处举办仪式，让鞑靼人在毛拉的带领下手持《古兰经》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东正教女皇宣誓效忠，俄罗斯于1783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亚。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一场羞辱。这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穆斯林的土地第一次被割让给基督徒
    奥斯曼的耻辱
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车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达吉斯坦人（Daghestanis）等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山林部落进行基督教化的战争。这些穆斯林部落多为逊尼派（Sunni），他们极其抗拒任何世俗政治势力的控制，但在宗教上认可奥斯曼帝国苏丹为哈里发。1816年俄罗斯任命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Alexander Ermolov）将军担任格鲁吉亚总督。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军队发动了一场残酷恐怖的战争，袭击村庄、焚烧房屋、毁坏庄稼、铲平森林，试图以此征服山林部落，却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俄罗斯军队的烧杀抢掠反而让当地部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俄军，这些抵抗运动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特征。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宗教势力是穆里德派（Muridism），来自纳格什班底耶（苏菲）（Naqshbandiya[Sufi]）派别。他们于1810年代开始在达吉斯坦兴起，后传到车臣（Chechnya），在伊玛目加齐·穆罕默德（Imam Ghazi Muhammad）的领导下发起一场“圣战”（jihad）保卫伊斯兰法以及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穆里德派把针对俄罗斯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和针对王公贵族的社会仇恨结合在一起，号召力非常强。过去山地部落间矛盾冲突重重，在穆里德派的旗帜下，这些部落团结在了一起，伊玛目因此可以开始征税并实行兵役制。伊玛目的指令通过穆里德（意为宗教信徒）执行，后者在由反抗运动控制的山村担任地方官员和法官等。
1816年俄罗斯任命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Alexander Ermolov）将军担任格鲁吉亚总督。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军队发动了一场残酷恐怖的战争，袭击村庄、焚烧房屋、毁坏庄稼、铲平森林，试图以此征服山林部落，却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俄罗斯军队的烧杀抢掠反而让当地部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俄军，这些抵抗运动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特征。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宗教势力是穆里德派（Muridism），来自纳格什班底耶（苏菲
    高加索问题根源
认定鞑靼人不可信任后，俄罗斯人就想尽办法把这些沙皇的新臣民赶走。鞑靼人第一次大批逃离克里米亚是在1787—1792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大部分人因为担心俄罗斯报复而逃离，同时沙皇的政策，包括夺取土地、高昂税收、强制征用劳力，以及哥萨克骑兵的欺凌，也让他们难以留恋这里。到了1800年，近三分之一的鞑靼人口，约十万人，已经移居奥斯曼帝国，另有一万人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爆发时离开。填补人口空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以及从奥斯曼帝国逃出来的基督教难民，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
    斯大林重复这样的政策，俄国人很喜欢这种驱逐政策
东正教米利特是奥斯曼帝国中最大的一个米利特，拥有一千万人口。东正教驻君士坦丁堡牧首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代表了安条客（Antioch）、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牧首。在许多世俗事务上，他是“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眼中所有的东正教徒，包括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的真正负责人，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面前维护东正教徒的利益。东正教会被势力强大的法纳尔人（Phanariots）控制，法纳尔人由一批希腊（包括希腊化的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商人家族组成，最早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Phanar）地区，因此得名。自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内的通事（dragoman），包括外事秘书和翻译等，大部分都是法纳尔人。他们还买来了其他许多高级职位，控制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正教会并担任都督（hospodar）。法纳尔人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想要通过控制东正教会来推动并实现其希腊复国的梦想。他们希望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但是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十分戒备。俄罗斯人支持保加利亚教士作为斯拉夫人的代表，对抗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希腊人。俄罗斯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也让法纳尔人十分担忧。 在
    世俗权力高于神权
奥斯曼帝国在管理上的错失，其根源在于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势力强大的宗教领袖如穆夫提（mufti）‡和乌理玛（ulema）之流让改革停滞不前。伊斯兰宗教机构的格言是“不要搅乱已有的规矩，不要向异教徒借东西，教义不允许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苏丹颁布的法令是否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引进十分缓慢：商业贸易由非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控制；直到1720年代才成立第一家土耳其语出版社；一直到1853年，在君士坦丁堡学习传统伊斯兰法和教义的学生人数，依然是在现代学校中学习世俗化课程人数的五倍。
    缺少革命，现代化进程就会非常缓慢
不过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军事上的落后。在19世纪初，土耳其军队规模庞大，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可高达奥斯曼帝国财政支出的70%，但是与欧洲国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现代军队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军队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挥架构，也没有军事院校，部队缺乏训练，打仗仍旧依赖雇佣兵、非常规军队和边远地区的部落武装。军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土耳其军队多次被俄罗斯军队打败，接着埃及又被拿破仑占据之后，一些苏丹和他们的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就必须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控制地方省份，还会触犯四万名禁卫军（janizaries）的利益——这些军人由苏丹出钱供养，代表了整个过时的军事传统，抵触一切改革。
    军事落后挨打
不管他们对希腊的独立运动多么同情，俄罗斯毕竟是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发起者之一，这一保守同盟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15年缔结，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起义。
    知识盲区-神圣同盟对于正统君主国的维护
英国的兴趣主要在商贸方面。对英国来说，奥斯曼帝国不仅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出口市场，还是宝贵的原材料来源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支持打开全球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随时准备使用炮舰逼迫外国政府开放市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或者可以叫“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英国可以凭借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来推动其经济霸权，限制外国政府的独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进行统治。
    霸权新形势
在谈到比利时时，沙皇表示他愿意与利奥波德修复关系，但是“当比利时国王的军队中依然有波兰军官服役时”，恢复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阿伯丁勋爵“不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对一个大臣说话，而是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对另一个绅士”解释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对西方双重标准的反感： 波兰人依然在反抗我的统治。如果有一批人叛乱反抗一个绅士，另一个绅士却接纳那批人成为自己的手下，这样的行为能让人接受吗？利奥波德收入麾下的正是发动叛乱反抗我的波兰军人。如果我接纳奥康奈尔（O’Connell），还想让他担任我手下的部长，你们会怎么想？
    谁拳头大，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可以老双标
英国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沙皇的访问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尽管俄罗斯事实上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很小，两国在贸易和外交上的关系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都不错，但是恐俄情绪可以说是英国对境外势力看法的最重要成分，比恐法情绪更甚。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恐惧和幻想，英国也不例外。俄罗斯在18世纪的迅速扩张，以及它在打败拿破仑时展露的军事力量，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初，以“俄国威逼”欧洲大陆为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在欧洲各地盛行，包括小册子、旅行笔记和政治论著等。不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真是假，这些说法的形成，大都还是基于作者对一个亚洲“异类”威胁欧洲的自由和文明这么一种想象。通过这些荒诞不经的文章，一个对俄罗斯充满偏见的认识渐渐形成了：它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犯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历史溯源
《彼得大帝遗嘱》是一些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人在18世纪时伪造的，他们和法国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势力有联系。《遗嘱》曾几易其稿，最后完成的版本在1760年代收入了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法国人比较愿意相信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法国在欧洲东部的盟友：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等都曾遭受俄罗斯的打击，实力受到削弱。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制定外交政策时，都假设《遗嘱》反映了俄罗斯的真实意图
    为了自己目的，而睁眼说瞎话，西方老双标了
英国公众也一样同情叛军。在波兰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出现了大规模集会、公众会议和请愿活动，抗议俄罗斯的镇压行为，并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许多报刊都呼吁对俄罗斯宣战，其中包括《泰晤士报》。1831年7月，《泰晤士报》写道：“到底要等多久，对波兰大打出手的俄罗斯才会受到惩罚？波兰是法国的盟友、英国的朋友，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国家，几个世纪前，欧洲文明正是靠波兰人打退土耳其和莫斯科大公国的野蛮之徒才得以保全。”伦敦、诺丁汉、伯明翰、赫尔（Hull）、利兹（Leeds）、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纷纷成立波兰之友协会（Associations of Friends of Poland），组织支持波兰的活动。激进派议员，其中许多是爱尔兰人，呼吁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保卫“被欺凌的波兰人”。参与宪章运动、伸张民主权利的工人阶层人士宣布他们和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站在一起，有些甚至声言准备参加战斗捍卫自由，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英波关系
俄罗斯对1848年革命的剧烈反应，加深了西方对它的恐惧。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驱逐下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左派们担心俄罗斯会派出军队支援反革命右派恢复巴黎的“秩序”，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会在这时入侵法国。“我在学俄语，”剧作家普罗斯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在给意大利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样的话当我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遇到哥萨克人时，也许有助于我与他们交谈。”那一年春天，当民主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国和奥地利时，对许多人来说（拿破仑就曾这么说过），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整个欧洲要么变成共和国，要么被哥萨克骑兵征服。欧洲大陆的革命似乎将成为欧洲与俄罗斯和“欧洲宪兵”沙皇尼古拉之间的生死搏斗。德国的第一个议会——法兰克福全国议会新进当选的代表们就公开呼吁和法国建立联盟，创建一支欧洲军队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沙俄还代表专制
检阅文化在俄罗斯军队中占主导地位，也和俄军武器的落后有关。当时的军队普遍要求士兵保持密集队形，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军队大规模运动时，能够保持军纪，不至于出现混乱。但是对俄罗斯军队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滑膛枪性能太差，不得不依赖刺刀，这一军事缺陷却被美化为“俄罗斯军人的英勇无畏”，所以在拼刺刀时更显雄风。俄军对轻火器忽视的程度，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到了“没几个士兵知道怎么使用滑膛枪”的地步。“对我们来说，战场上的胜利完全依靠行军的艺术和步调的正确。”
    灰色牲口
在俄军高发病率的背后，是农奴士兵遭受的残酷对待。为维持军纪，鞭笞士兵是家常便饭，每个团中的每个士兵都可能身上带着鞭伤。军队后勤系统腐败充斥，军官们薪酬很低，原因是俄罗斯国库空虚，常年军费不足。军官们于是先从军费中给自己捞足了油水，这样给士兵们留下的军费就很少了。因为后勤不可靠，俄罗斯军队必须靠自己生存。例如政府虽然提供材料，但是每个团都要自己负责制作军服和靴子。团里不仅有裁缝和鞋匠、理发师、面包师、铁匠、木匠，还有金属工、木工、油漆工、歌手和乐队，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乡村手艺带到了军队里。如果没有这些农民的技艺，不要说打仗了，仅仅维持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每个俄军士兵在上战场时都要依靠他作为农民的知识记忆和生存能力而活。他们会在背包里自带绷带，受伤之后可以自救。他们在露天睡觉的能力很强，会找树枝叶片、草垛、农作物为自己遮风挡雨，有时甚至会在地上挖洞把自己埋起来睡觉。这一技巧非常重要，保证了整支部队在行军时可以不用携带帐篷。
    俄军的战斗力可以理解
法国从土耳其那里夺得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个公国，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势力平衡；但是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尽管只是暂时的，却干扰了势力平衡。法国在和平时期占领罗马并驻军了好几年†，但那不算什么；当俄罗斯还只是在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欧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向中国人宣战‡，仅仅因为中国人似乎冒犯了他们，这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俄罗斯与邻居发生争执，却必须获得欧洲许可。为了支持一个可悲的犹太人的谎言，英国向希腊发出威胁，烧毁了它的舰队§，那是合法的行动；但是当俄罗斯要求签署一份条约保护几百万基督徒时，却被看作是在近东扩张势力，牺牲势力平衡。在西方国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恶意外，我们不能指望还能得到任何东西。它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
    沙俄对西方双标看法
第二天，土耳其警察逮捕了一百六十名宗教学生，并把他们带到大议会前要他们为暴乱承担责任。学生领袖回答说，大议会的求和行为“违反了《古兰经》所说的打败敌人再谈和平的指示”。大议会向学生们解释说，高门并未向俄罗斯求和，而是提出了谈判的条件。当被问到既然他们求战如此心切，是否愿意上前线时，这些学生回答说他们的责任是布道而不是战斗。在这之后，这些学生都被发配到了克里特岛。
    现在的五毛亦是如此，真是讽刺
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随着铁路的兴起，英国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出现了全国性报纸，公众舆论成为英国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过了议会和内阁的影响力。《泰晤士报》长期以来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但是它越来越将自己的地位视为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家机构，用该报外交事务主编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话说就是“第四种力量”（Fourth Estate）。他在1855年是这么描述其职业的：“新闻报道不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的传声筒，而是整个国家智慧的汇总，一个对统治阶层进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确实是‘第四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力量在文字和声音上的体现。”‡‡政府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一新的现实。“英国的政府大臣不得不讨好报纸，”阿伯丁哀叹道。他是一名传统的保守党人，向来只在白金汉宫和他所在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上的俱乐部之间行走。“报纸总是大喊大叫，横加干涉。他们善于欺凌他人，把政府也变成了恶霸
    媒体控制舆论出现
法国军队在许多方面都比英国军队优秀。法国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整代新兴职业军人，与英国军人相比，他们技术上更先进，战术上更出色，而且和英国军队中的贵族军官相比，在社会阶层上更接近手下的士兵。法军配备的米涅来复枪发射速度快，在一千六百米射程内依然保持精准，这让法国士兵以攻击时的冲劲闻名。朱阿夫部队更是擅长快速的进攻和有序的撤退，这些特点都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的勇气被所有法国步兵所仰慕，只要朱阿夫部队领头，其他法军士兵都会跟上。朱阿夫部队久经沙场，在最艰难的地形和崎岖的山地中打过仗，多年在阿尔及利亚（还有在1848年面对巴黎起义的街垒）的征战让士兵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保罗·德·莫莱尼（Paul de Molènes）是圣-阿诺在阿尔及利亚征召的西帕希（Spahi）骑兵部队中的一名军官，他认为朱阿夫部队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1854年吸引了大批巴黎的年轻人应征。“‘朱阿夫们’不拘一格的军装、随心所欲勇往直前的形象、传奇的名声等都让他们有一种骑士般的魅力，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18]
    法国陆军
英军士兵以为他们到土耳其来，不是为了救助，而是来征服的。在加里波利，他们经常为了消遣，在沙滩上找一个土耳其人来逗弄取乐：在他周围的地上划一个圆圈，告诉他这代表了土耳其；然后他们命令土耳其人离开这个圆圈，将它划为两半，一半叫作“英格兰”，另一半叫作“法国”；然后将他推到一个叫作“亚洲”的地方。
    殖民者偏见
场遭遇战对轻骑兵旅来说很丢面子，因为面对衣衫褴褛的哥萨克骑兵，这些平时衣着光鲜合身、趾高气扬的英国骑兵却不敢交战，而且这一切都被英军步兵看在眼里。步兵大都来自贫困或是劳工家庭，看到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骑兵遇此尴尬，不免幸灾乐祸。“活该，这些打扮得像孔雀一样的傻蛋。”
    大英传统
军旅的另两个团（掷弹兵团和冷溪团）填补了苏格兰燧发枪团撤退留出的战线空隙，却拒绝执行向坡上冲锋的命令；相反，他们自己想出了使用米涅来复枪向俄军齐射的办法。约两千名近卫军旅士兵排成横排，向俄军步兵发动了十四次齐射。齐射时火力非常密集，相当于几挺机关枪的威力，俄军步兵彻底被击垮，成片地被击中倒地，不得不撤退到坡上更高处。近卫军旅士兵没有听从指挥官挺刺刀冲锋的命令，却展示了一项关键的战术创新，发挥了现代来复枪远射的威力，这一举措在克里米亚战争早期将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米涅来复枪是当时的一种新式武器，大部分英军是在前往克里米亚途中才得到配发的，只匆忙接受过训练。这种步枪带来的战术优势是，在俄军滑膛枪和大炮的射程之外，依然能保持致命的准确度，而英军士兵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在阿尔马战役时才自己发现。
    科技进步改变战术
在六百六十一名参加冲锋的轻骑兵中，一百一十三名战死、一百三十四名受伤、四十五名被俘，三百六十二匹战马失踪或被杀，这个数字并不比俄军方面的伤亡人数高出多少（俄军有一百八十人伤亡——几乎所有伤亡都发生在第一和第二条防线），也远远低于英国报刊报道的数字。《泰晤士报》报道说八百名骑兵发起冲锋，只有两百人返回；而《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报道说只有一百六十三人安全返回。根据这些报道，这场战斗很快演变成一个凭借英国将士的英勇牺牲来挽回“失误”的悲剧传说——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著名诗歌《轻骑兵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出版后，这一神话就在英国文化中永远扎下根来。这首诗发表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 “前进，轻骑兵！” 有没有哪个惊慌失措？ 虽然无人退缩，但战士们知道 有人犯了大错。 他们的职责不是抗命， 他们的职责不是辩驳， 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付出。 冲进死亡峡谷的 是那六百名骑手。 但是和这一“光荣失败”神话所描述的情况相反，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但轻骑兵冲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成功。骑兵冲锋的目的是打乱敌人防线，把他们从战场上吓跑，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正如俄军所承认的那样，轻骑兵冲锋达到了目的。英军在巴拉克拉瓦战场上的真正失误，不是轻骑兵冲锋，而是当重骑兵打退了俄军骑兵，以及在轻骑兵击溃对方阵线后，没有采取任何后续动作，一举消灭利普兰季的部队。
    轻骑兵冲锋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在围困之初他们就有大型帐篷，但是至今还没学会怎么把它们支起来。他们甚至还没学会在帐篷周围挖沟排水！他们吃得很糟糕，尽管他们的口粮配给是我们的两到三倍，而且花钱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缺乏韧性，在困苦不幸面前束手无策。 甚至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比他们组织得更好。“啊，法国人在各方面都比我们高明得多！”范妮·杜伯利在11月27日写道：“我们的棚屋在哪里？我们的马厩在哪里？都还在君士坦丁堡。当法国人在到处打猎的时候，我们却躺在泥泞中，士兵和马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而这些却都那么容易就可以避免。各处的情况都一样，到处都是极端的疏忽和管理失误。”
    英国人的后勤组织水平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还是比较低
俄罗斯方面也十分清楚必须尽快救治伤员，但是比起南丁格尔在斯库台看到的英军医院，俄军医院的条件更差。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最早采用了一套战地手术系统，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赶上。尽管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俄罗斯他却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对战地医疗的贡献绝不比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就低——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战地手术是俄罗斯人发明的
一到塞瓦斯托波尔，皮罗戈夫就开始向医院发布命令，逐步实施他创建的伤病员分流系统，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过程
    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皮罗戈夫实现了比英军和法军医院都高的存活率——手臂截肢的伤员中，65%能活下来；大腿截肢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最危险也是最常见的手术，皮罗戈夫的存活率是25%，而在法军和英军医院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伤员在接受手术后能活下来。
    伟大
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里的死亡率依然以惊人的速度上升。1855年1月，近东地区所有英军部队中，10%的人因疾病而死。2月份，斯库台的病人死亡率达到了52%，而上一年11月南丁格尔刚到时，死亡率还只有8%。那一年的冬天，在一场暴风雨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有四千名英军战士死在斯库台的医院里，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伤而死。如此重大的人员损失让英国公众震惊，《泰晤士报》的读者强烈要求当局做出解释，于是在3月初，英国政府任命一个卫生委员会来到斯库台进行调查。他们发现被称作 “兵营医院”（Barrack Hospital）的医院主体部分下面是一个污水池，下水道系统渗漏，污水渗入了饮用水中。医院的下水道系统确实不合格，而南丁格尔却不了解这一危险，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其实，当时由她照顾的士兵，如果住到任何一个土耳其村子里，生存机会都会比住在斯库台的医院大得多。
    南丁格尔不应该背锅，她只是提升了整体管理水平，挺无辜
包括在那时候发明的“巴拉克拉瓦头盔”（Balaklava Helmets）‡‡‡‡。女王告诉剑桥公爵说，温莎城堡里“所有的女士们
    恐怖分子最爱
根据这位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的说法，帕默斯顿，还有领导英国在波罗的海战事的内皮尔上将这两个名字，“能在下层百姓中产生巨大恐惧”，以至于女人为了让小孩上床睡觉，都会吓唬他们说：“那个英国将军来了！” 普通男人在用完了所有能想到的骂人话之后（俄语中这方面的词汇是极为丰富的），会转向对方说“你这条英国狗！”在这之后当然免不了又是一顿谩骂，最后他们会以互骂“帕默斯顿！”告终，尽管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在仇恨与报复的最高潮，他们会高喊“内皮尔！”，仿佛那个词比撒旦还要邪恶五十倍。
    非常好笑
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想借个火抽烟斗，我们的一个哨兵给了他们火，然后他们停留了几分钟和我们的哨兵交谈，或者说是试图和我们的哨兵交谈。双方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俄军士兵甲：“英国人好！” 英军士兵甲：“俄罗斯人好！” 俄军士兵乙：“法国人好！” 英军士兵乙：“好！” 俄军士兵丙：“奥斯曼不好！” 英军士兵丙：“啊哈！土耳其人不好！” 俄军士兵甲：“奥斯曼！”做了个鬼脸，然后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表示蔑视。 英军士兵甲：“土耳其人！”假装因为害怕逃跑，这时候所有人都狂笑起来，然后双方握手之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好笑
它的重生，就像一艘时而闪现的飞翔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从未实现过，总在等候中。
    典故
虽然《巴黎条约》惩罚的是俄罗斯，但是从长远看，损失最大的却是奥地利，尽管它和克里米亚战争只沾了一点儿边。俄罗斯一直没有原谅奥地利在1854年倒向英法联盟、采取武装中立的行为，奥地利从此失去了这个保守派盟友。与此同时，自由派的西欧国家又因为奥地利的政治保守，以及在战争期间提出“对俄罗斯软弱”的和平倡议而对它不抱信任。1856年后，奥地利发现自己在欧洲大陆上越来越孤立。之后它在1859年与法国和皮埃蒙特的战争中丢掉了在意大利的地盘；在1866年与普鲁士的战争中丢掉了在德国的地盘；在巴尔干地区，从1870年代到1914年，奥地利也节节败退。
    奥地利躺输，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自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以来，法俄关系正转向和睦。拿破仑三世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在意大利问题上共同对付奥地利。对俄罗斯来说，法国是最有可能在黑海问题上提供支持的西方国家，在1856年接替涅谢尔罗迭担任外交部长的戈尔恰科夫亲王坚信这一点。自《巴黎条约》签署以后，俄罗斯一直想去除其中让其倍感羞辱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亟须西方国家的支持。法国与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点，双方都想改变历史协议中的规定：俄罗斯想改变1856年《巴黎条约》的条款，法国想去除1815年条约的残余。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可以达成某种默契。
    国际关系
戈尔恰科夫亲王本人自从在维也纳担任大使起，就十分厌恶奥地利。他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应为其国家利益服务，不要考虑意识形态，只要可以为俄罗斯赢得更多利益，就可以与任何强国结成联盟。这是一种新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日后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推行的实用主义原则。
    实用主义
在波兰起义之初，俄罗斯就已经开始疏远法国，恢复了与普鲁士的联盟。普鲁士是参与瓜分波兰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支持俄罗斯镇压波兰起义的国家。两国之间有着军事协议，允许俄军乘坐火车通过普鲁士境内。亚历山大二世一向对自由派的法国心存疑虑，普鲁士看来是一个更为可靠的保守派盟友，可以共同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俄罗斯给了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相当多的支持。早在俾斯麦于1859—1862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时，其保守主义立场就已经引起了沙皇的注意，俾斯麦也极为重视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一直支持普鲁士的对外战争，包括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以及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到了1871年，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而法国则刚刚战败。在德国的支持下，《巴黎条约》第十一条终于被取消，俄罗斯可以开始重建黑海舰队了。在《巴黎条约》签署后的十五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国际局势已面目全非：拿破仑三世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翻，流亡到了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势力和地位下降了；两个新兴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成立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种种考虑和激情已经烟消云散。
影响力。俄罗斯给了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相当多的支持。早在俾斯麦于1859—1862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时，其保守主义立场就已经引起了沙皇的注意，俾斯麦也极为重视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一直支持普鲁士的对外战争，包括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以及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到
《巴黎条约》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备受挫折。除了损失了黑海舰队、割让了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外，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也不再有任何威望，18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获得的利益丢失殆尽。一直要到1945年，俄罗斯才恢复了其在欧洲的主控地位。 黑
    国际关系知识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获得的利益丢失殆尽。一直要到1945年，俄罗斯才恢复了其在欧洲的主控地位。 黑海非军
    铁人功劳，怪不得是历史上的伟人
在一系列改善军队教育的尝试中，有一项是创办一份新刊物《军队杂记》（Voennyi sbornik），目的是吸引军官和士兵读者，以生动的文章向他们呈现军事科学与事务、故事、诗歌，还包括以自由主义精神撰写的有关社会事务的文章。这份刊物与托尔斯泰在1854年提出的“军队公报”想法相似，但是可以免受军事当局的言论审查。刊物的文学栏目主编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他是著名民主刊物《当代人》的主编，曾经发表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发表的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影响了好几代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列宁。到1860年代，《军队杂记》在销量上已和《当代人》不相上下，有超过五千名订阅者，显示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改革的理念在军队中有相当的反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现
克里米亚战争强化了俄罗斯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反感。西方国家选择和土耳其站在一起，让俄罗斯人觉得受到了背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国家联盟与穆斯林共同作战，打击另一个基督教国家。
    不信任感
近卫军纪念碑就矗立在约克公爵纪念碑的对面，显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根本变化，代表了对贵族军事领袖的挑战。贵族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犯下诸多错误，已经名誉扫地。如果说在过去，典型的英国军事英雄形象是一个“顶戴花翎”的绅士，那么克里米亚战争后则是一名士兵，是民间传说中的“列兵史密斯”（Private Smith）或是“汤米”，即“汤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这些普通的士兵骁勇善战，在将军们犯下一系列愚蠢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为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叙事方式贯穿英国历史，从克里米亚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最近的几次战事，都是如此。
    革新
在苏联时期，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纪念再次回归到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身上。纳希莫夫这时成了俄罗斯人民面对强敌保卫祖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牺牲精神的象征，这一宣传意义在1941年至1945年间再度得到加强。从1944年起，苏联海军军官和水手可以被授予纳希莫夫奖章（Nakhimov Medal），海军军官学院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奖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