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文学的精神与艺术源泉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现代的崇洋和晚清之前的崇古，虽然是对立的，但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有向古人或洋人学习，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换言之，晚清以来中国人这种“崇洋”意识，其实与自魏晋以来的崇古意识是一回事，大家都强调，只有向此时此地以外的代、域外的文学学习，才能创作好的文学。《孽海花》作者曾朴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1928年致胡适的信中说：“文学的最终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进出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得力全在翻译希、罗的名著。
这涉及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题：创作所需要的动力，与作品所必须具备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是两回事。动力是作家感受到的刺激或这种刺激进人意识后产生的情感感受，所谓“情动于中”是也。而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则只有经过对既有文学作品（广义的，也应该包括其他非文学如哲学和历史著作）的学习模仿，才能得到。所谓形于言，并不说用语言来形容情。既然内在的情感动力（刘勰所谓的“天地之心”曹还所谓的“气”）是自然发生、如刘勰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明，自然之道也。"曹丕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8三者所能做的就是准备创作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一一学习。也就是说，文创作的灵感源泉或思想资源根本就不是什么生活，而是前代或域外文所以置时代文论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就是文章源流、诗人源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钟嵘的《诗品》便是此类著述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