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

还有另一面也不能不看到。从他们往往只能采取“倒回去”的思路，也充分暴露中国传统学术致命的弱点，亦即钱穆等先生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若将顾、黄等先贤的文论，与西方古哲的政治学著作互相对读，就不难发现亭林、梨洲先贤因为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公天下、私天下”固有的概念陷阱。试看顾、黄两贤都将“三代封建”之君认定为“藏天下于天下…未尝为一己而立”，是“以公心待天下之人”；相应则简单地指斥秦以后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独私一人一姓”“一人之产业”，均无法通解前后历史。在后人看来，这种不顾具体的社会分层，即社会成员构成状态，而以笼而统之的“公、私”模糊地定性时代，未免有言远而意浅之叹。可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政体分析面前，实在捉襟见肘。期望由此找到“走出中世纪”的有效医方，无疑是过于天真了。
    亚氏的政体类型分析方法，应该说对于我们具体判别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君主政体的各种特性，很有借鉴意义。例如殷商、西周固然也有“君主”，但绝难与秦以后的君主“独制天下”同日而语，似乎更像是亚氏所说的“贵族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入至帝国后，通过正史一直关注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当前期“相权”极重的时候，我们不也可以考虑按亚氏的思路，把那种集权体制看作非“全权君主”，不应该用“君主专制”一把尺量死？再如中国人说的“君主独制”，是不是与“专制”完全同义？具有开明色彩的君主，理应与独断残暴的“僭主”（专制君主）有所区，一概用恶谥“专制君主”加之于所有帝王，是不是恰当，也颇值得斟酌。如此等等。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总爱把治理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性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甚至一切都被“道德化”，因此对各种政体的内在机制缺乏分析综合的眼光。相反，亚里士多却十分重视构成政体条件的社会综合分析，包括人口的量与质、领土面积、自然生态（如气候）社会分层构成以及产业、产权状态等等。唯其如此，他对政体成立条件有着非常冷静和深刻的分析，给人以智慧启迪。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中国传统学者囿于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从没有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政治学视角考察君主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所遇到的各种困境，并予以反省。在传统中国，假若说有政治学，那就是“治术”和“治道”。前者为法家所创，历代君臣都藏诸内心的暗处，“只做不说”；后者则为儒家所创的“仁政（王道）”，但在政治实践里却事与愿违，大抵落入“只说不做”的套路。唯其如此，像顾、黄诸贤欲以“治道”定住“治术”，才显得壁立千仞，光彩异常。然而，他们为思维方式所限，也毕竟开不出“新天”。
刚柔相济：帝国政治体制运作机制
一、“卡里斯玛崇拜”及其演绎：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
1.1 “卡里斯玛”品格辨析（要有“天授”的因素，即时势造英雄；要有勇有智；要有“唯予一人”的大志；也有“杀气”的另一侧面）
1.2  “卡里斯玛崇拜”的政治效应：靠什么在高潮过后维持约一二百年的残局？  一是靠儒表法里珠联璧合的配套维护“光环”；二是靠贤相良臣的“补救”效应。
二、传统统治恩威并用的官僚运作机制
“唯予一人”的君主体制如何控御庞大的官僚系统？一是利益分享原则，二是无限褫夺原则。
帝国时代君臣利益共享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再细述。总体上说，俸禄是赋税的再分配，为主项允许占田是地租的再分配（国家拿小头），默认法外收入（如馈赠、规例）是对收入不足的补偿，均为辅助项。如果前期地方推举制还一定程度上基于财产状况的差别（门第），容易造成门阀世家，不利于国家集权向心力的凝聚，那么科举制的妙处，它基于考试录用原则，表面上“人人有份”高度流动。然而即使到宋明科举名额大为增加也还是“粥少僧多”，竞走“独木桥”，士大夫实际已失去了与君主分庭抗礼的现实与心理的任何依据。故唐太宗有脍炙人口的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中。”太宗还算是历代君主中最善于对臣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位皇帝。现在收在《贞观政要》里关于君臣为“头首”与“股肱”的比喻，关于“割肉啖腹”的告，关于如何真正懂得“爱财”的教训，讲利益分享、“同舟共济”的道理，讲得都娓娓动听。如曾对臣下明言道：“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使卿等长守富贵”，奉劝诸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强调“体用合一”。然对臣僚来说，既入仕非常不易，保住官爵也就是保住利禄，仕途必须处处小心，是一种常态。君主善于利用心态，牢笼臣僚也显得驾轻就熟。明嘉靖、万历长期不上朝，原因有诸多解释，但“朝政懈怠”一条为多数人接受。然细想起来，这种统治方略或亦可以看作君主运用利益原则，实施“无为而治”：阁臣间为谁当首辅”争斗不已，说不定正是君主求之不得的。事实只要谁秉政久了，政敌遂多。到皇帝厌烦了，想换一新人以示“恩宠”，不愁没有可利用的把柄一一弹効首辅的奏章早
堆满案头，借势下诏处置，选用新首辅，不就得了？反正“围墙”外想冲进来的大有人在，不愁没有人争当“首辅”。想到这里，有时真不得不佩服这两个赋闲“不上朝”皇帝，深谙“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法门，与太宗皇帝说的“尽入吾彀中”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前者尚有几分正气，讲究选贤用能；后者则充满歪邪，完全靠制造官场乱局，玩弄深藏不露之术。这也正是大唐与有明帝国气度前后迥异的地方。
有赏有罚，亦为普遍之理。问题是中国传统帝制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褫夺缺乏严格的法律操作顺序，君主爱憎喜怒就是最高法律。表面也有皇帝发下廷议的顺序，“三堂会审”，煞有介事，但谁都知道这是形式。何况办案人更多的怕被牵连，廷议上的定罪总重于帝旨，好人宁愿让皇帝去做。
三、传统统治消除内部隐患的运作机制
3.1 反集团化机制（此处指严禁官僚集团化或官僚帮派）  大致的操作手段有：（一）权力分散和相互牵制的原则（二）军权的处理（唐中期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以后尖锐起来）（三）“朋党”即为谋逆的原则（四）高度流动的原则（实行科举制的最大好处）
3.2 反地方分裂机制  （一）军权集中于中央，内重外轻、内外相维。（二）地方权力制约分化原则。
以上的叙述分析，未必已经将帝制时代政治体制得以维持的各种手段一网打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救一弊则又生一弊。行至帝国末年则已成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这一体制已经耗尽了它的“合法性统治资源”，油干灯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