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低潮期與復興

　　“二七”失败，死者、伤者、入狱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样众多，书记部此时的当前责任，便是救济问题，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书记部一面在国内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会要求援助，并组织专门委员会，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以其捐款散发被难者。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此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有两点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头每月收入如是之丰，欲其相安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弊（“吃点”就是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的工资，而只雇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即归工头腰包。“买空”就是如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虚报一千吨，此一百吨之价值即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买灰”，该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经化验，燐灰轻者奖，重者罚，灰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燐灰立减，不爽毫厘）。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惩，此时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总代表五十一人）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百代表会议（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为俱乐部复决机关，十代表会议（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则听俱乐部之报告。至于全体部员大会，一年开一次，如有要事，临时召集，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这种组织，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诚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
　　消沉期中，还有一特殊现象，就是流氓工会的兴起，“二七”失败后，有几个曾与武汉工会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潜逃上海，闲居无聊，由动摇以至于叛变，于是遂与湖南劳工会残余分子及上海招牌工会分子，联合起来，形成流氓工会的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时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们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提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穿长衫的，快滚出去”等口号。他们反对的对象，不用说是共产党，所提口号即是针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穿长衫的，呵！是穿西装吧）。这些口号，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所需要的，那时帝国主义在租界极端严禁共产党活动，吴佩孚正在诰诫铁路工人：“不要为学生政党利用”；萧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这些流氓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与保护，在上海公开活动，不用说他们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们却和他们作过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势力逐渐团结与开展，国民党内立即起了分化，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首先起来反对改组，形成第一批右派，与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处于敌对地位。流氓工会于是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实行反动。（五卅消失）
共产分子当时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国民党自改组后，经共产党的宣传与提携，此时声誉日起，共产党当时的职工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用国民党的旗帜去做，如在上海，我们曾用国民党的名义，在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工人教育运动，的确给了我们公开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线索，于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团体，如杨树浦，我们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小沙渡，我们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等。
　　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海陆丰一九二三年便有过农民减租斗争，此时广宁又发生抗租斗争，以至与地主武装冲突，农民协会已在好几县成立起来，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之下成立起来，此时工人还成立了工团军，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正在此时孙中山因广东商人反对他，感到地位困难，见此新生的工农势力拥护他，一时颇为左倾，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坚决的举兵削平商团，即受工农运动的影响。“商团之变”是广东当时一件大事。商团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所组织，受香港帝国主义指示，阴谋推翻孙中山，自建所谓商人政府。在国外私购大批军火，被孙中山发觉扣留，商人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国庆日之游行群众，孙中山十月十五日举兵将商团击溃，是为“商团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