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祭祀

最后，想结合本书中我所关心的问题，围绕国家神道的概念进行说明。我没有将此概念作为在近代史上拥有某种程度的实体性基础、即其形成能够在制度史年表上进行把握的那种实体性概念来考虑。那是适应我所关心的、以近代国家日本存在的应有状态为中心的诸问题而构成的概念。我关心的问题在于近代国家是怎样拥有着国家的祭祀性或国家自身的宗教性而成立的。近代国家在拥有能够作为国权行使而进行对外战争这种主权性的同时，也被要求拥有“成为以国民能够为国家进行战争为目的的国家”这种理念性。这是近代国家作为拥有自身神圣性的国家而成立的缘由。近代日本国家依据理念性一一作为神圣天皇国家这一目的的理念性一一而成立。同时近代国家是为了其自身而祭祀，为了国家权力自身的成立与永存而祭祀。这种国家的祭祀乃超出近代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自身所拥有的宗教性与祭祀性。直截了当地说，近代国家是作为能够进行对外进行战争、国民能够为国家而死的国家而成立的。而且，为国家而死的人是被国家作为保证国家永存的基础而祭祀的。近代日本国家通过神道性的祭祀而祭祀至今。这种国家的宗教性祭祀性问题绝不是近代日本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近代国家一般共有的问题。
这种由伊势神宫发出的国家神道式的咒缚话语，与伊势神宫现在在制度层面上是不具备国家性质的独立宗教法人团体并无关联。可以说，正因为在制度层面上不得不是独立宗教法人团体，伊势神官才将此咒缚话语扩大化地传达出来。
故明祀礼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
危机性政治神学阐述的是臣民们一通过寻找到死的场所和生的场所而获得安心的臣民们一一以国家为指向的定于一尊的心的统合。所谓对祭祀的国家进行叙述的话语，也是给予臣民以死之场所的话语。祭祀的国家与被祭祀的护国鬼神们一起，就是在这种政治神学式的话语中被制造出来的。
我在《鬼神论》中曾经一边询问“鬼神居住于何处？”一边回答说鬼神的住所排在第一位的无疑是人类用于表达的语言，另一个住所则是人类所建造的建筑物。
那是在将儒教（作为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儒教）作为思想基础而拥有的水户学那里成为可能、而在国学和神道那里均不可能的国家方略式的思想操作。明治神道中的神国家理念，《教育敕语》所阐述的人伦统合理念，如果缺少了这种水户学的学说均无法产生。惟有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祭祀观之翻译性转移的水户学，才是近代日本的国体论这一日本式意识形态的原型性提供者。
还有一点，如果顺便说明于此，那就是上面引文中的“中国”指的是日本而非中国。真正的中国在《新论》中被称作“满清”。东亚的中华主义式政治版图的中心点的转移已经开始。与“中国”这一称谓确立的同时，日本在东亚应当占有的中心位置在《新论》中已经被预先设定。
徂徕在这里表达的是:未曾听说我东方的民之邦有过能够与古代中国的先王之道类比的道。但是如果看看我们的古代史,可以知道存在着“以天为祖”的天祖神,以那种天祖的祭祀为核心的朝廷的“政”确实是祭政一致的存在,古代朝廷的统治体现了“以神道设教”这一圣人之道的意趣。徂说的是:对于我们人民来说,作为“是神还是人”难以区分之物而存在的天子,是作为精彩地带来了人民的祭祀性统合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有新的制作者·圣人出现的话,定会采用东方之邦的这种祭政一致之道。确实,在后来的晚清中国,给新生国家日本的最高祭祀者天皇以关注的是光绪皇帝与其顾问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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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莫威于天。故圣人严敬钦奉。不视为死物。而使民有所敬悚服焉。物莫灵于人。其魂魄精强。不能与草木禽兽同澌灭。故明祀礼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民畏敬悚服。而幽明无憾。则不眩于异物。故怪妄不经之说无由而入焉。祀礼废。则天人隔绝。而民生易慢。游魂不得安。而生者怵于死之无归。故邪徒得诬罔天人。唱身后之说。以眩惑之。故不足怪也。
水户学对神道教“政治神学”的强调是在跟基督教争夺民心啊。
所谓国家的世俗主义，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民主制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国家主权的确立，是国家自身的自立性主张。对于世俗主义的国家而言，即使是“国家的神道”，也不是“神道的国家”。
在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当事人从作为范型国家的欧洲诸国所看到的不也是那一点吗？他们并不是仅仅看到由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机构所构成的世俗国家。他们曾经看到的是由拥有基督教社会这种认同感，拥有国王、皇帝以及总统之类统治中心或国家理念这种集结点，以及共同拥有对于国家的忠心与献身精神的国民所构成的那种现代世俗国家。身处严酷国际环境的后进国日本被要求的，也曾是拥有新的民族性向心与中心点的世俗国家的形成。固有的以nation为理想的国体论契机，与世俗主义式的现代国家日本的形成基础难以避免地结合起来。
在日本近代史中“宗教”为何物？一一这一问题是在明治初期与欧美的文化、政治交流关系之中，甚至是在国内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抗争话语空间中被规定下来的。那不仅仅是“宗教”。“神社”以及“神道”也同样在与“宗教”的对抗关系之中被规定下来。明治国家是将个别宗教置于立宪制式政教分离的政治体制的水平线上，而国家自身则通过天皇制的国家祭祀谋求那种终极性的中心化与全体性的统合。无论是“宗教”还是“神道”，其意义都是在明治国家的政教关系之中被规定的。
当此之际，对于神道的脱宗教化要求，在自己一方已经在持有宗教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宗教作为拥有服务于教学与教导的设施和组织，进而作为对于信仰者的宗教，必须以每个信徒的信念为基础。与此种信教自由相关的宗教的性格，与将神道作为祭祀力求脱宗教化这一主张的反面相伴随。
第三段引文的结尾处大内青所言“若以之为宗教，则不得不委于民之信与不信。若欲强使信之，而其思想不信，则一无所能”是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敬神崇祖的神道祭祀是以相关人士的信或不信为前提，那么国家祭祀的整体性不就不成立了吗？在这里，通过与以单个信仰者的“信”为前提的宗教的对置，敬神崇祖的神道祭祀的立场将国家性或共同体的整体性一与前者中信徒的个别性相对的国家性或共同体的整体性一作为特质而拥有。这种结果大概出乎佛教一方以神道的脱宗教化或者非宗教化为目标的战略性话语的预想之外。在这里，将“神道”与“宗教”区别开来的神祭祀的国家式全体性与宗教信徒的市民式个别性，作为政教分离的逻辑带来了佛教等宗教的自立性活动的自由，与此同时，也承认与天皇制国家同一化的祭祀性神道（国家神道），用附属于此的“宗教”这一国家框架内部的位置规范佛教等等。另一方面，恰恰是神道作为神衹祭祀而持有的国家性全体性格，才使这样一种行为一一神社将自己作为有异于宗教的国家祭祀体系进行规定的同时，以“祭政一致”的国家理念为基础主张在国家中的特权一一成为可能。神社作为非宗教祭祀体系而要求正当位置的国家，就是现在已经拥有了宪法的立宪国家。
为靖国而言说就是像中西那样言说。即一边将自己与国家同一化，一边为国家而言说。用一种时代错误式的措辞来表达的话即作为忧国之士而言说，用撕破画皮的措辞来表达的话即作为国家的代言人而言说。即声称“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将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第一位的重大课题”来言说。为靖国而言说就是为确保即使在将来也有为国家献出生命者涌现而言说。
国家进行祭祀与国家进行战争同为歧视性、排他性、自我中心式的行为。国家仅仅是为了自身而祭祀。国家对于冲绳集体自杀的居民们仅仅是给予“崇高的牺牲精神”这种美丽词句却并不举行祭祀。导弹下伊拉克孩子们的死亡会被美国人作为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牺而无视。
现在为了国民而进行的战争已经绝对不存在。我们已经通过太平洋战争明白了这一点。对国家战争行为的本质性怀疑，使我们拥有了宪法中放弃战争的条款。而且，正因为所谓战争之国即制造英灵之国、祭祀英灵之国，所以宪法禁止了国家的宗教行为以及对宗教行为的参与。可以说，日本宪法中表明了切断战争之国的连续性的放弃战争原则与彻底的政教分离原则，在目前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