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地缘结构中的浮生社会

第一节 边缘身份的社会边界
疍民——九姓渔户
无据可考
如历史学者安德斯・汉森（ Anders Hansson）所说，甚至他们是否住在船上都不清楚。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谕令凡无力之蛋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乾隆三十六年（1771），再有谕令，允许改业为良、四世清白的人户子弟参与科举，更特别提到了“浙江之九姓渔户”。リ从雍正到乾隆，清政府立法将这些“水上人”从一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从田野的考察看到，进入20世纪，他们身上被贴上的“卑贱”的社会身份标签绝对没有被撕掉。[2
贱民身份
那么，有没有可能，即使船居与陆居之间实际上是流动的，但是上的人们还是要给船居和寮居涂上一层僵化的“贱民”身份呢？因为以下的理由，我们相信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尽管很多人以为水上人地位低下，但水上人不一定贫穷。在明中期，渔业甚至已经高度商业化其产品供给人口密集的城市。运输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的重要环节，其中也包括明清法规所界定的走私。第二，政治秩序的周期转移为大规模社会身份的重新界定提供了机会。元朝瓦解明朝建立、明中期的叛乱明朝覆灭清朝建立、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以后多次政局变动，都引发了身份的重新界定与地方秩序的重整。我们从史料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发现，移居陆上的很多水上人，在各种事变中，如在广东正统年间黄萧养之乱引致创设顺德县、1930年代末萧条时期宗族权力瓦解时，他们的陆上身份都曾得到政府承认，尽管他们附近的居民不一定能接受。[2）第三，与普遍看法相反，混淆身份也不是那么困难。在很多地区，科举制度在地方扎根其实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例如。在
第二节 
（第四章）张小也说：“在区域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司法审判的确发挥了它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不是孤立地凌驾于不同主体之上的，而是为不同主体所利用的，形成的秩序就表现为大宗族与大地所有者相结合的社会结构
所谓“民间秩序的规范性”，包括契约的应用、地方宗族的形成、历次打官司积累的经验和文件，甚至以画图来显示地界。但是，本章的一个小题目值得注意，即“作用有限的证据与审判”。作者说：“在庞大的宗族势力控制下，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显得很弱。在清代，汉川县分五乡八里，但是在《湖案》中，除了地契中偶尔有粮在某里”的说法外，并未见里、甲、乡、保等组织发生作用的痕迹。”所以，“可以看到，契约本应是证明湖分来历的重要凭据，但是，争讼之人有可能会提供假契；即便是真契，在相互比照时也经常有不能契合之处。至于审判，虽然每次断决之后都会由两造具结，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以新的理由甚至仍以旧的理由再次挑起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