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照当时走路的规矩，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发，遇见有卖吃食的地方，随便吃一点作为早点，走到上午11点左右，就到一站。坐车的人都下来吃午饭，车上也要喂牲口。这叫“打尖”。打尖以后再走四五十里，就到下一站，无论天早天晚，都要住下。走路的规矩是每天都要起早走，宁可早一点到宿站住下，这叫作“赶早不赶晚”。
封建主义办事，靠官僚。官僚主义有一个办事的方法，叫“瞒上不瞒下”。因为掌握官僚升降的人，是上，而不是下。官僚们只需在形式上做一点布置，瞒住上面的眼就可以了。下面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当然也有上下都瞒的，叫“欺上瞒下”。
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危在旦夕，我的母亲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回唐河老家去。她对我说：“我要回家去，照料家里那一点财产。你们在外边干得也都还不错。在你们小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你们会有这个样子。你们的收入，你们自己支配，我不向你们要钱，你们也别向我要钱。我回去看守住那一点财产，作为你们的退步，你们如果在外面站不住了，回去还有碗饭吃。”母亲交代了以后，就回唐河去了。
凡诸此争辩，其根本问题，即是好及不好之果由于天然或人为。
绝对的精神，虽常在创造，而实一无所得。
独立自足的生活，即是合理的幸福。
所谓好和不好，归根到底，就是快乐与痛苦，幸福与灾难。
真正的哲学总是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有一点了解，有一点体会，尽管他的了解、体会或许偏而不全，但他所说的是他自家所真正见到的东西，并不是抄别人的，那就有一定的价值。
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资料的真伪并不像一颗珍珠的真伪那样。说一颗珍珠是真是伪，那就断定了它本身的价值。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后。
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人类精神生活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这个反思所涉及的范围也不能不随之而广。这个范围，大概说起来，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自然，一部分是社会，一部分是个人。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