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文革”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中共高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文革”发生的力量。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运动，反映出群众对官僚权化的不满和对革新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文化大革命这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三个东西，一是普遍的暴力，一是持续的派性斗争和动乱，一是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使“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常醒，“文革”培养了反“文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