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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将中国的“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有思想艺术特征的写作潮流），看作一开始就站立在错误的起点上，而是重新认识其发生的合理性；也不将“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完全看作“外力”强制实施的畸变。在“新时期”，在有关“当代文学”衰败的反省中，“现代文学”显然被理想化。解决“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或“内在困境”），似乎也是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的内在依据。

在中国，“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也曾具有活跃的创新力量。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在当代，经历了在“经典化”、“制度化”过程中的“自我损害”。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学”经验的历史意义，但也不打算将“左翼文学”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在《问题与方法》（2002）这本书里，我虽然也使用了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的说法，但我主要不是为了虚构它们的“同质性”、“整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整体价值。我的重点是讨论“左翼”（“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自身存在的悖谬性因素在对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的强调。不断对“不纯”的因素的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血肉，成为壳（我也指出，“但是，它如果停止这种反抗与剥离的话，又有可能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侵蚀，所混同，所吞没，而最终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