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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人不给我打电话，电话成了她魔手中的一件刑具。故事的发生与否为打电话的人所操纵，接听者失去了叙说的主动性，只能在电话打来时跟随、回应。电话将我置于被动的角色。从电话交流的传统性别习惯来看，我像是等待电话的女性，克洛艾则成了拨打电话的男性。这迫使我时刻准备接听她的电话，因此我的行动被赋予了难以忍受的目的论色彩。电话机的塑料外壳、易用的拨号键、色彩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隐藏在它的神秘之下的残酷，也缺少它将于何时获得生命（我也如此）的线索。
7．我宁愿自己选择了书信传情。当她一周后打来电话时，我已经把要说的话排练了太多次，以至一时语塞。我毫无准备，光着身子从浴室走出来，用棉球擦着耳孔，同时还留心着浴室里的流水。我跑到卧室里的电话旁。除非烂熟于胸而且已经演练过，否则我的言语永远如同初稿一般。我的话音夹杂了一点紧张，一点兴奋，还有一点愠怒。如果换作写信，我也许可以熟练地把这一切给消除掉。但是电话没有文字处理程序，说话者只有一次机会。
“很高兴你打来电话，”我笨笨地说，“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餐吧，或做点别的什么你感兴趣的。”在说第二个“或”的时候，我的声音都哑了。这语句本可以如演讲一般无懈可击，创作者（那些人无法将要说的话付诸笔端）本可以周密详实，语法精确。然而现在创作者没了，只剩下一个结结巴巴的说话人，错漏百出、词汇贫乏、嗓音嘶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