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驱

20世纪初，威廉・詹姆斯在机智地阐明心理学在当时的状况后懊悔地说，它还不是一门科学，只是“有希望成为一门科学”。他是这样描述心理学的
    （它是）一系列未经加的事实；一些观点所引发的一些闲    话与口角；仅在描述性的水平上进行分类和概括；一种强烈的偏见，即我们有不同的思维状态，我们的大脑可以对其进行约束；但心理学中有一条单一的、物理学式的定律，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可推导出任何结果的命题。
    这种说法与心理学现状的对比显示：观察结果与实验室研究结果等事实性的东西增多，但已不再粗浅，而是经过复杂的统计分析；同样有闲话与口角，但大多数与可测试的解释和理论有关，不再只是意见；已有大量处于理论水平上的分类和概括；还有大量有关心理状态及其与大脑活动之间关系的规则和假说，且其结论经常可通过因果关系加以推论并验证。心理学早已超过了“成为一门科学”的愿望，在现实上成为一门科学。
    他们的间题涉及灵魂的本质、思维与躯体的双重本质、思维与躯体的互动方式，这些问题的答案隐含在我们已知的知识中一一在现实生活中化学活动和电活动有多个层面，它们有各种组织形式，生成了被我们称为思维的、复杂的思想和感觉。下面是这些活动的层面和组织形式的范式
    在最低层面上，即在约10埃（十亿分之一米）范围内：神经递质分子从被激发的神经元的突触囊泡中被释放出来，到达该神经元与另一神经元的树突之间。
    多个数量级（一个数量级涵盖约10倍大小的范围）之上：突触间隙，约1微米（一百万分之一米）宽。神经递质分子越过这一间隙，将冲动从发射神经元传递至接收神经元。
    更高的两个数量级：神经元，约100微米或一万分之一米。发射出来的冲动沿着神经元的轴突前进，被送至与该神经元相连的神经元。
    再高一个数量级：依次激发的少量神经元形成长约1毫米的回路对定向视觉刺激作出基本反应。
    再高一到两个数量级：1厘米到10厘米长的回路由数百万个连接的神经元一一硬件（或更准确地说是湿件）构成，程序在回路里面运行，我们将体验到心象地图、思想和语言。
    最后，更高的数量级：整个神经中枢，长约1米。在这里，上述的一切在各自的组织层次中发生。
    简单地说，思维就是信息的程序变流，数十亿神经活动的组织模式使这种程序变流得以实现。
    知觉、情绪、记忆、思想、人格和自我是思维的运行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储存在脑部回路中的信息和经验，对一种或另一种刺激作出反应。
    当代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一直在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先天与后天的问题。通常来说，在20世纪初，回答这一问题的人是遗传论者，后来是行为主义者。最近几十年，这一问题不由分说地由互动论者来回答。其中的
些细节，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用再去回顾，但核心的问题是：很多种证据显示，作为进化的产物，先天的倾向可在经验的影响之下发展，并被塑造（按照遗传学的说法，很多基因是被环境“打开”的），继而使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与环境互动。由此，持续延展着的、不断变化着的先天倾向或潜能与环境或经验之间的互动塑造着发展变化中的人类。
    类似的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源自哪里这一古老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经验和学习的产物，并经过内置的神经倾向过滤，被内置的神经倾向塑造。语言习得是再好不过的例证。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区域，能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感知句法模式，提取话语意义，将互相关联的东西归入抽象的范睛。当内置的线路有缺陷时，学习就难以进行，或根本不可能进行。语言能力天生较差者往往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她拥有多少经验。
目前,很多心理学家认为,思维的操作系统能以自我反思的方式运行,能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能有目的地评估不同行动和可能产生的行动的结果,决定哪种行动是最好的,并有意识地将之付诸实践。不追求这个过程时,我们通过意识性较弱的推理作出选择,即处于被斯宾诺莎称作人类枷锁的状态。在自我反思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接近了人类的自由。阿尔伯特・班杜拉展次提出相同的观点,他在“自我效能”治疗研究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消极地认为,自由是外部强制力的缺失,而应积极地认为,自由是自我影响的运用。“通过操纵符号和进行自我反思,人们可以生成新的思想,采取具有创造性的行动,从而超越过去的经验通过运用自我调节],他们可以确定形势的本质和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目前“能动理论”的核心内容。“高级符号能力的进化趋同使人类有能力冲破即时环境的東缚,使人们在塑造生活环境与人生道路时具备独特的力量。在这一概念中,人类是生活环境的贡献者,并非只是生活环境的产物。”
然而，神经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最近，在手术期间进行电极探査、脑电图扫描及利用其他方法对语言能力受损的病人进行的大脑功能分析显示，语言知识不仅位于韦尼克和布罗卡区，还遍及大脑的其他许多地方，并在需要时集合起来。艾奥瓦大学医学院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博士是其中的研究者之一，他们认为，关于任何物体的信息在大脑里都分布极广。比如说一只聚乙烯杯子（达马西奥的例子），它的外形会存储在一个地方，其易破碎性在一个地方，纹路在另一个地方，等等。这些东西通过神经网络在“汇聚区”连接起来，然后再与语言区连接起来，于是形成名词“杯”。这与本章前面提到的语义记忆网络的抽象描述极为相似。
    在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反对人工智能可以思考这一论断的其他意见中，主要有下列几种：
人工智能程序，不管是专家系统型程序还是更具广泛推理能力的程序，都没有“直觉”，而直觉是人类智能中最关键的特点。尽管计算机可以很好地处理符号，执行预先写好的复杂算法，然而，它们没有直觉或预感。真正的专家有预感，而只具备书本知识的人则没有。
    人工智能程序不能感觉自我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所处的位置。这点严重限制了它们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力
它们没有意识。即使人们仍然很难对意识进行定义，但我们却在体会着它，而人工智能却没有。因而，它们无法检验自己的思想、并因之改变念头。它们能够作出决定，但这些决定完全取决于输入数据及其程序。因而，计算机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由意志。
    它们不能，至少目前不能创造性地进行思考，除了在纯粹抽象的象棋领域。有些程序的确能生成新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技术题，但其只是对现存数据的重新组合。另一些程序能写诗，编乐曲，甚至能画油画，但它们的产品并不能在艺术世界里留下痕。约輸逊博的经典说法是它们就像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走得不太好，但你吃惊地发现，它竟然能走下去”。
最后它们没有感情，也没有躯体感觉，而在人类中，所有这些都将深刻地影响、指导且常误导思维和决定。
认知心理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无法对大脑中数以亿计的神经元是如何变成思想、情绪和有意识的行为这一问题给出足够的解释。正如神经心理学专家VS。拉马钱德兰和科学作家桑德拉・布莱克斯利几年前描述的那样：“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思想、情感、情绪等内心深处的东西）都源自大脑里面纤细的原生质。很多人对此深感不安。这怎么可能呢？像意识这样神秘、深奧的东西怎么可能源自脑壳中的一块肉呢？
    为了回答这一题，很多心理学家在认知革命早期就开始跨越心理学传统的研究范围，从激素、遗传和心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很多心理学家开始转向认知神经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大脑扫描技术）以验证他的假说。尽管这一点十分可贵，但是，它始终无法解释无数神经冲动是如何变成思想和其他心理过程的。
    的确，一些“顽固派”（如贝勒医学院贝勒精神病临床主任格伦・加伯德）依旧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高强度的治疗方式，一周4至5次，每次45至50分钟，整个疗程需要3到8年。在治疗过程中，病人躺在病床上不是面对治疗师，而是面对天花板自言自语。然而，即便是加伯德博士也认为，弗洛伊德不会认可当今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认为，唤醒压的记忆本身便可以治愈心理疾病。可是，我们发现，光靠回忆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看成是性冲动和侵略性的大仓库'。今天，借助于现代神经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无意识心理过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程序性记忆，又叫习惯性记忆或者肌肉记忆。我们早期对人的接触和认识慢慢内化了，并像手指弹钢琴一样，自动地重复如今，精神分析师认为，这些行为模式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完全不同，弗洛伊德认为一切心理障碍都和压抑有关。”
    如本例所示，贝克风格的认知疗法的关键是他的苏格拉底式启发，即通过提间，让病人说出一些与他的假设或结论正好相反的情况、从而纠正这些认知错误。
    在20世纪5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学是“人类潜力运动”一一主要代言人为马斯洛一的核心。它是作为可选择的“第三种力”出现的，第一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第二种是行为主义心理学。
    相比较而言，人文主义者更具有哲学意味，而少一些科学意味。它反对将人的人格和行为完全归结于关于个人经历，特别是关于儿童时期经历的精神分析式说教，也反对行为主义把人的行为归结为对刺激的条件反射。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个人选择，认为人们如何行动，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自我实现，是自己的权利。它认为，行为不应该用所谓的客观、科学的标准，而应该用个人自己的参考框架加以评判。如果一个人认为轻松、非竞争性的生活是理想的，那么，这就是他或她的有价值的生活，而不应被视为人格缺陷。宁愿单身而不去结婚也是这样，选择性自由而不选择一夫一妻制婚烟，其他与社会常理不一样的东西亦如此。人文主义心理学因此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个人主义和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
近年来，人们对此有了详细研究，并得出这样的答案，即神经冲动本身并没有差别。反过来，对某些刺激有反应的感受器将信号分开发送至视觉皮质的纹状或主要区域。整个过程始于视网膜，视杆细胞对于低水平的照明很敏感，而视锥细胞却恰恰相反。视锥细胞分为三类，每一类响应不同波长的可见光，有一些本书前文已经提到，对特别的形状和运动十分敏感
    从视杆细胞到视锥细胞，同样的神经冲动沿着平行的路径传递，最终止于大脑的不同部位。90%以上的冲动传递至视觉皮质的某些区域，剩下约10%传递至其他皮质下的结构里。因此，传递到大脑的信息被细分为颜色、形状、运动和深度，传递到特别的区域。通过染色技术踪实验室里猴子的视网膜和视觉皮质中的神经通路，研究人员能识别30多种各不相同的视觉区域。
结果是，视网膜图像使多组复杂神经元兴奋，但这些兴奋的模式根本不同于视网膜上的图像，也不同于眼晴之外的场景。此前已经提到，它类似于描写一个场景，这段描写可以传达这个场景含有什么，但是它看起来和这个场景却并不相像。
    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图像，而是一个编码的图像表征，有点像录音带的磁性模式；它不是声音，而是一种编码的声音表征，然而，这种表征还不是知觉。它只是处理信息的一个阶段。部分集合和整合起来的信息从纹状区域被发送至视觉皮质的另一个区域和在其之上更高级的皮质区域。在这里，信息终于被心理看到，被识别为某种熟悉或从未见过的物体。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大部分神经生理学家认为是一个谜。但少数人大胆地猜想，在大脑较高级的水平上，有一些以突触连接或分子沉积形式表现出的以前见过的物体的“迹”，而这些细胞只有在一个输入信息符合痕迹时才会有反应。对符合的情况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意识（“我见过这张脸”）；不符合的不会引起反应，但它也是一种意识（“我没有见过这张脸”）。
1984年，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著名情绪研究专家罗伯特・普鲁契克向志愿者出示了一长串与情绪有关的成对词汇，让他们按其类似度定级。对志愿者的定级所进行的因素分析可显出哪些情绪具有与其他情绪最大程度的重合率，因而是最为核心的。普鲁契克的结论是，共有8种基本情绪：喜悦、赞同、害怕、惊讶、悲伤、讨厌、愤怒和期盼。他发现，其他共同情绪大多是这些基本情绪程度不同的翻版。比如，悲痛是悲伤的极点，优虑则为低水平的悲伤。在现有的情绪列表中，这一列表相当不错。然而，尽管人们经常引用它，但在情绪研究者眼中，它仍不能算作标准一一也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列表存在
伯菜因认为，学习和理解的欲望可在某种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学说、格式塔学说和强化理论进行解释，但更完全的解释存在于好奇的动机。按照伯莱因的观点，在好奇背后，是比对实际知识的欲望更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冲突，而弱化冲突的欲望迫使我们去寻找答案。使爱因斯坦思考出广义相对论的动机，并不是其巨大的实际成果，而是被他称作对于理解的狂热”的东西，特别是对他的狭义相对论何以与牛顿的某些物理学原理不一致的理解的需要。
因而，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相信，从记忆里调出一个单词，并不能与神经元上千万次的兴及其产生的几百万甚或几十亿次突触传递相提并论，但它却是这些兴奋或传递的结构或模式的产品。对记忆的神经生理研究虽有价值，但它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学习，如何辨认我们早先经历过的事物，或从记忆里检索所需的东西一比如我们讲话时要用到的词汇。他们认为，这些现象不是由认知神经学，而是由认知心理学掌握的。
    下面是埃里克森的终生发展观，每一阶段都比前阶段更高一级。
阶段：冲突。                 
成功的解决方案
1。婴儿期：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
信任
2。儿童早期：自主对羞怯
意志力和独立
3。游戏阶段：主动对内疚
目的
4。上学阶段（6-10岁左右）：能力
勤奋对自卑
5。青春期：认同对角色混乱
自我感觉
6。成年早期：亲密对孤独
 爱
7。成年中期：繁殖对停滞
 关心别人，事业有成
8。老年：自我整合对绝望
    智慧，完整感足以抵挡
    生理退化
所有骗局只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对“社会惰怠效应”进行研究。社会惰怠效应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所做工作是可被别、可得到别人认可的。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音量（每人各配一个麦克风）。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起喊叫时，平均来讲，他只用独自喊叫时所用力量的82%。当他认为是6个学生一起喊时，音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74%。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本质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社会惰怠效应。我们怀疑，社会惰怠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深远…[它]可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最近的一些研究探索了对抗这种效应的方法：向每个人灌输一种重要感和责任感，让人们知道个体和群体的表现都将被评估，等等。
认知失调无疑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期刊中，认知失调是主要的话题。此后，它开始失去焦点地位，现在，它是可被接受的知识体，不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尽管在最近一些研究中，这一理论仍被用于一些特殊问题。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存在前后矛盾的想法时，会感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爱饶舌，让人烦”，但“我需要某某做朋友和盟友”）。此时，他会想办法减轻失调因素（“要是你了解他的话，某某并没有坏到那种程度”或“我并不真的需要他，没有他，我也过得挺好”）。
监禁心理
这些道德问题并不是认知失调研究所独有的，它们以更严肃的形式存在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G。津巴多教授及3名同事在1971年做的一项实验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为研究监禁情境中的社会心理，他们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所有志愿者都要接受面试和人格测验，其中有21位中产阶级白人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型，因而成功入选。大家掷币决定角色，10人充当犯人，11人充当看守，共进行两周体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遭到“逮捕”。他们戴上手铐，在警察局登记，然后被带入“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中的一排“囚室”），在那里脱衣，接受搜，除虱，领取因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工作是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自行设计控制犯人的办法。典狱长（津巴多的同事）和看守共设计出16种办法限制犯人：进餐中、息时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只准在进餐时间内进餐；彼此之间只能称呼号码，须称看守为“管教员先生”；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看守和犯人的关系很快进入一个经典模式：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犯人低人一等且十分危险，犯人开始觉得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
此后，看守们不断增加新的管制条例，经常半夜三更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以“不守规定”为由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一些人渐渐心理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5天时，实验者开始考虑将其提前释放。
    看守们很快变成了施虐狂，这一点可从其中一个看守的日记中看出。实验开始前，这位看守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不喜欢攻击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虐待他人。
津巴多及其同事没有料到两个组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他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很正常的年轻人竟能非常轻易地被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经仔细挑选、被认为情绪稳定的人
    中间，竟会散布出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情绪病状。
    到第6天，为保护所有的受试者，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然而，他们感到，这次实验极有价值，它表明，“正常、健康、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制度压力下迅速发生转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服从心理
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设法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为何竟对其他人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一个多学科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大型研究，研究报告于1950年发表，该项研究从精神分析出发，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权威人格”，这是特定的育儿方式和童年经历的产物。但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解释过于泛化。他们认为，答案可能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境，它使正常人产生与人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有些东西对大学生来说是正确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未必。对于这种指责，方法论者给予了反击。他们认为，要证实一个假设的正确性，选什么人做实验并不是关键因素。如果变量X导致变量Y，没有X就没有Y，则与Y在该群体中的因果关系即得到证明。如果这种关系在其他群体中同样存在，则它可能是一种普通真理。（近来，人们对跨文化心理学的强调证明了在很多研究中情况都是如此，包括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现象和拉塔内的社会怠惰效应原则，它们都已在不同的群体中得到证明，实验的受试者来自不同的国家。）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科学心理学的奠基者试图回避这一问题，认为心理是不可观察的，也许是某种幻觉，从而使自己局限于对生理现实的研究。对知觉感兴趣的人开始调査感觉系统的生理学，特别是视觉。在一个多世纪里，欧美研究人员收集到该系统工作原理的大量数据。到20世纪早期他们已测定，每只眼晴的视网膜里一一视网膜是一层薄薄的特化神经组织含有约一亿三千二百万个呈柱状与锥状的感光器，可将光线转变为神经冲动。柱体常见于视网膜外围，非常敏感，且只对低水平的光照产生反应；锥体则常见于视网膜中心地带，对较高水平的光照产生反应。共有三种不同的锥体，第一种主要吸收波长较短的光线（因而对蓝色和绿色产生反应），第二种主要吸收中等波长（绿色）的光线，第三种主要吸收较长波长（黄、橋黄和红色）的光线。
    他们还勾画出复杂的连接线路图中的很大一部分，柱体和锥体就是通过这些线路将冲动传入大脑的。一丛丛视神经纤维从视网膜一路行进至视觉皮质，即大脑后部较下方的一个区域。来自每只眼晴视觉区左半区和右半区的信息由这些视神经纤维在传送途中进行分类和分发。来自每只眼右半边视觉区的信息进入左侧视觉皮质，左半边视觉区的信息进入右侧视觉皮质。（进化为何安排出这样的交叉方式，迄今为止，没有谁能解释其所以然。）
在这个基础上，塞利格曼发展了他自己独特的看待人格的方式：无助和悲观主义可以被习得（一如狗习得它一样）一一但是反过来也一样，乐观主义也可以被习得，人可以习得心理技能，改变人生态度，积极自主地生活。“习得性乐观主义”成了他眼中的一种新学科一一积极心理学
的基础，这种新学科旨在研究积极情绪、积极人格特征和能够获得这种情绪与人格的疗法。自2000年起，这个学科就成了塞利格曼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着一个培训和研究机构，机构的名字就叫积极心理学中心”。
    凯・多克斯较为温和的结论并未平息长久以来的争论。在过去20多年里，许多论述男女人格差异的研究世。有的研究认为，男女在人格方面的差异微乎其微；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男女在人格方面存在天壤之别；一些研究认为，上述差异是通过文化习得的；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差异大部分是与生俱来的。由于篇幅关系，没有必要对上述观点一一举例说明。然而，著名研究人员斯蒂芬・科斯林及其合作者罗伯特・罗森伯格新近得出的结论值得与读者分享：
总的来说，男女在人格方面的差异不是很大，尤其与同性之间的巨大差异相比，更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社交焦虑、控制点、冲动、深思熟虑方面，男女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然而，一些一致性差异的确存在。女性在反映“社会联系”的特质中得分高，“会联系”关注关系的重要性，而男性的得分点则在个性和自主性方面。在与异性同伴相处时，女性更易动情，更喜欢照别人，也更善于发现对方的“口是心非”。
    在神经质指数方面，男女有别，男性得分低。而在发怒和进攻性方面，女性得分較低。
    事实上，男女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这并不等于告诉我们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还是生物因素在起作用？尽管有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塑造了性别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差异也确有其生物学上的解释。
警如说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对双胞胎吧。1940年他们出生，刚足月就被分开，分别在俄亥俄州相距约70千米的两个家庭长大。在1979年以前，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当时他们已39岁。这一年他们相会了，但并不是巧遇，因为他们一直被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达双胞胎与收养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布沙尔教授追踪，后者一直致力于研究被分开养育的同胞兄弟和双胞胎兄弟。除服饰之外，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在身体上是没有区别的。几乎所有的双胞胎都是这样。尽管这样的相似已令人惊奇，但令人惊奇的还远不止于此。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都嗜好 SALEM这个牌子的香烟，都喜欢开雪佛兰车，都咬指甲，都为自己所养的狗起名为托伊。
    为了明确这一问题，布沙尔和一位名叫马特・麦格的同事在2003年综合性地回頭了布沙尔和其他研究人员有关双胞胎、家庭、收养的研究。经过复杂的数学分析，他们积累了许多证据，“遗传对人格特质差异的影响从4%5%不等”，“共同（共享）的家庭对人格特质几乎没有影响”。非共享的家庭，即不同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格差异，但这一因素很难鉴别。
    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任何人的人格中都有40%到55%由遗传决定。所谓差异，是指在某一特质或某一组特质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幅度。例如，布沙尔中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一组成人的身高从1。2米至2。1米不等，该差别范围中的90%是由遗传而来的，10%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样，双胞胎研究意味着，在一群人中，人格差异幅度的40%到5%是遗传所致。这也许可以解释美国人的人格差异为什么远大于人口基因同质的国家，如日本。
此领域的另一项新近发展平息了情境论和本性论之间的长期争斗。大多数心理学家现已倾向于两者相互影响的观点，即任何既定行为都是某情形与个人人格相互影响造成的。同样，人格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这一古老的争论也逐渐让位于相互影响说。一些心理学家仍认为，父母、同龄人社会等级和其他环境因素是生成人格的唯一重要因素；另一些人似乎认为我们的行为就像大多数动物的行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在任何一个生命点的人格或行为，都是他或她的先天气质与后天经验相互影响的结果。
但乔姆斯基本人或任何心理语言学家都不曾说过语言本身也是天生的，只是说，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可辦认并解释句子的深层次结构。
    在最近对克里奥尔语一指现存的多种语言混合在一起演化而来的各种语言一的研究中，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发现，在语法结构方面，形成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种克里奥尔语相互之间的相似程度，要甚于和历史悠久的语言之间的相似程度。他还宣称，当生于皮语一一种非正式的初代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缺乏一致的语法规则一一家庭的孩子说皮语时，这种语言会变得更加成熟和符合语法。比克顿认为，这两个证据都证明了人脑具有内置的语法意识。
利用欺骗达到某个目的就是“认知策略”的一个例子。包括巴斯和史蒂文・平克在内的很多理论家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欺骗，是因为会欺骗的祖先与当时不会欺骗的人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他们生存下来、传宗接代的概率更高。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种能力，会欺骗的人的数量远远超出不会欺骗的人，最终，欺骗成了人类的共性。不过，请注意，欺骗不是遗传行为，而是一种认知策略，它可以以多种行为方式出现，包括撒谎。无论哪种形式都极富欺骗性，而且，因文化差异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且慢！”读者诸君可能会这样说，“进化的证据源自化石。可是，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史前人类的心理是如何运转的？你又拿什么来证明进化选择了认知能力，如欺骗的能力？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文化共性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世界各地的人都表现出某种趋向或某种行为，这不大可能与文化传递有关，这极有可能是遗传所致。文化共性除了欺骗以外，还包括讲故事，饶舌，使用
    专有名词，通过相同的面部表情表达情感，跳舞，送礼，制药等等。
在科学的幼稚年代，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人格和命运。奇怪的是，即使现在，这种观点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这种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20世纪初期，对人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精神分析学家作出的。弗洛伊德对成人人格作出了解释，认为成人人格是自我致力于控制本能内驱力并引导它变成可被接受的行为的结果。阿德勒则对社会力量对人格产生的影响更感兴趣，比如，在家中排行中间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荣格对人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果敢与被动、内向性与外向性等互为对立的内在倾向的交互作用，以及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的、非习得的、祖辈相传的概念、神话和符号）间的冲突塑造的
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奥尔波特家里常年住着病人和护士，奥尔波特自小就开始分担家中的工作，如照应门诊室、洗瓶子和照病人等。他承继了父亲的人道主义观念和价值观，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引用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经济回报，那么，财富就刚好够用。”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人格研究总是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对意识和容易接近的研究对象感兴趣，对无意识的模糊的深奥之处则不感兴趣。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的唯一一次见面，这次会面对他影响深远。当时22岁的奥尔波特是个莽撞的青年，在访问维也纳时，他给弗洛伊德写信说自己就在城里，很想见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他先开口。奥尔波特试图打开话匣子，于是说，在他乘电车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母亲说，他想躲避脏东西这个小孩对脏东西表现出真实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是个衣着笔挺的强势主妇。他认为，显而易见，孩子对脏东西的恐惧心理与母亲大有关联。然而，如他所回忆：“弗洛伊德用他那仁慈的、治病救人式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男孩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只好转换话题。“这次经验告诉我，”他后来回忆说，“深层心理学研究尽管有种种好处，但容易陷得太深，心理学家在杀入无意识的世界之前，最好先搞清楚显性动机。”（他对行为主义也没有好感。他认为，行为主义把人描述为纯的反应”机体一只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一一而事实上，人类是前摄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目标、目的、意图、方案和道德价值观驱动的。）
他由此逐渐形成二重本能理论：一是生存本能，或厄洛斯，由所有的生存保护冲动构成，其中包含性驱力二是死亡本能，或萨那托斯，由所有导向敌意、虐待狂和侵略的冲动构成一一他甚至小心翼翼地提出，还有一种导向自我死亡的神秘冲动。一般来说，最后一种本能冲动在表现中要比生存冲动弱得多，也难得多。但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于受虐狂现象和其他一些与快乐原则相左的行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能提供的解释方法。
然而，实验并不是科学探索的唯一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进行推理。在一大堆数据中得出一个模式，科学家就可假想其成因，然后通过查看更多例子来检验这种假想。如果例子与推想相符，则假想可以得到加强。否则，假想将被削弱。精神分析正是建立在这个方法之上。
1822年，高尔顿出生于伯明翰远远年长于冯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但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大多是在其中晚年做出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前面几位几平就是同时代人。高尔顿天生聪慧。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家里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2岁半开始阅读，5岁即可阅读任何英语文本，并懂得拉丁文及法文，还能解决最基本的算术难题。6岁时，他到当地一所小学就读，却瞧不起其他孩子，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伊利亚特》。到7岁左右，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是阅读莎士比亚和蒲柏的作品。
    这颗极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学校里却显得十分黯淡，因为这里提倡的是死记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独立精神往往遭到鞭打、布道和惩罚性课外作业的压制。在转到剑桥学习后，他仍然未能混好：时刻处在出人头地的压力之下，忍受考试和学习成绩不如人的压抑。到大学三年级时，他的成绩依旧未能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看不到成为尖子生（数学成绩特别好的荣誉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心悸、头晕、走神等毛病。“脑中好像有台榨油机在转，”他说道，“我无法排遣这些念头，有时连书都看不进去，甚至看到有字的纸都烦。”在精神崩溃的痛苦中，他离开学校，回家休养。后来，他决定不再竞争荣誉生，只做一个普通生。这种心态使他重返学校并完成学业。不过，终其一生，他对考试和学习成绩的名次都于怀。
尽管如此，《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索》一书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富有创见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之一解决了唤起表象的能力。高尔顿发现，不是科学家的人大都借助非常鲜明的表象来思考问题，而大多数科学家却借助纯粹抽象的用语进行思考。因而，他推想，唤起鲜明表象的能力有可能妨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形象思维能力。在另一项研究中，他报告了自己发明的词汇联想测试。他草拟出一个由75个作为刺激因素的单词构成的词汇表，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察看这些单词，再将联想到的两三个单词写在旁边。他得到的结果大多无关紧要，如，重复测试时，他总是得到相同的联想词。但这一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多数联想词与他自己的切身经验密切相关，别人根本不可能产生与他同样的联想。由此开始，词汇联想测试很快成为研究个体间性格差异的主要手段。
    德国一位名叫威廉・施特恩的心理学家于1912年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如果用孩子的心理年龄除以自然年龄，结果将是他的“心理商数”（其马上又被命名为“智力商数”，或“智商1Q”）该比率可以表达孩子相对的心理迟钝或超前的程度。一个4岁的孩子如果只有2岁的心理年龄，其智商是50（比率以100以省去小数点的麻烦）。如果在10岁时、他仍然只有5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仍是50。同样，一个5岁的孩子如果有8岁的心理年龄，或一个10岁的孩子有16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为160、属于天才智商。因此，智商是非常有用的办法，不但可以表示测试结果，而且可以提供预测孩子发育潜力的标准。
    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原因，使得测试设计者不得不对智商测试进行反复修订。那就是，在西方国家，隔10年，人的智商就会提高3个百分点。按50年前的标准，今天人们的平均智商值应为115。为此，评分标准要不断修订，使其均值保持在100。对于今天人们的智商值为何会不断提高这个问题，解释颇多。一是日常生活中挑战越来越多，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增强应对能力；二是充足的营养使人们的身高增加，也许，大脑也随之更加发达；三是也许人们的智商根本没有提高，只是应对测试的逻辑能力提高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明确答案。
根据这些情况，桑代克形成了自己的“联系法理论”，并由两大认知定律表达出来。
第一是效应律。迷箱是刺激物可激发一系列反应。大部分效应都是阻挠式刺激”（无法逃出或得到食物），只有一个是“满足式刺激”，可使它逃脱并得到食物。阻挠式刺激和满足式刺激可有选择地“印入”（桑代克后来的说法是“强化”）某些刺激反应联系，减弱或消除其他联系。因而，任何动作的效应都可决定其是否能成为对一个给定刺激的反应。
    第二是练习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则“一个反应会根据其与当时情景相联系的次数及该联系的强度和历经时间长度的比例，与一个刺激产生更为强烈的联系”。
华生严厉地指出，心理学之所以一直未能成为不可辩驳的自然科学，因为它关心的只是一些看不见的、主观的和无法准确定义的意识过程。他抛弃了古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心理学理论，也抛弃了诸如康德、休漠、冯特、詹姆斯和弗洛伊等一批伟人。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误入歧途。
    心理学必须弃所有意识指向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已大可
    不必将精神状态当作观察对象以寻求发展。在有关意识元素、意
    识内客的本质等中，我们已受到太多羁……作为一个实验
    学者，我感到我们的前提和因这些前提而生的问题的类型是有问
    题的。
    正如一些智者所言：“心理学先在达尔文那里失去灵魂，后在华生这里失去思想。”
    他对内省式研究方法的攻击，建立在该方法无法得出客观数据这一基础之上。这种方法经常使人们就一些主观和无法确定的话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辩，如感觉的数目、强度或某人报告的某种体验等，因而，必须判定这种方法本身有缺陷，有碍进步。
确切地说，弗洛伊德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发现了无意识。其实当时，思想家们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有两个世纪了，从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到19世纪的催眠大师，从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到亥姆霍兹，再到维尔茨堡学派的所有成员及威廉姆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人，不过是把无意识看作某种形式的存器，即一个等待调用的经验和信息仓库。弗洛伊德则把这个相对不活跃但又容易进入的精神区域叫做“前意识”，认为它与无意识完全不同。
他认为，意识在功能上有三种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最后一种是意识王国中最大也最有影响的部分。它远非某种处于非活跃状态的材料库，而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区域。在它的疆界内，强有力的原始驱动力及受到禁的欲望以伪装或改变的形态不断对有意识的思维造成压力，促成和决定我们的大部分行为。
“快乐和非快乐原则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属于最基本的概念，”琼斯说道，“它自动调情感贯注的过程。”“情感贯注”（ cathexis）是弗洛伊德作品中的重要术语。该词是弗洛伊德标准版作品的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根据他所用的德语词汇 Besetzung翻译过来的，德语原意是“全神贯注”或“充满”，弗洛伊德用其表示“精神能量的负荷”，或按照后来的说法，是“情感投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开始意识到，影响儿童成长的最主要因素，与他或她在家庭中的位置有关，也与父母的育儿方式不无瓜葛。如果这些位置和方式具有造成病态的倾向，它们就会在儿童身上形成自卑情结，从而导致希望进行补偿的行为。弗洛伊德就性欲在性格形成和精神病发作中所起的作用等所持的观点，阿德勒不敢苟同。阿德勒认为，明显的例子是，女性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由于阴茎的缺失，而是由于对男性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嫉妒，而且，男孩在约5岁时所产生的冲突，并不在于俄狄浦斯情结，而在于他对竞争的渴望和在竞争中无能为力的感觉。弗洛伊德竭尽全力地试图用自己的理论诠释阿德勒的理论，结果并不成功。在长期论争后，阿德勒终于与他的几个门徒一道，于1911年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组建了自己的派别。
瑞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则对弗洛伊德有关精神病的性欲起源的重要理论持有异议。他认为，精神病是当前调节不良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由婴儿期或儿童期创伤所引起的疾病。荣格还坚信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信条，相信所有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等精神现象。这些学说是他与弗洛伊德产生争论的根源。荣格曾是弗洛伊德最忱的信徒，但也慢慢退出，并在1914年从弗洛伊德的团体中正式分裂出来，形成自己的学派。
作为探素精神生活的一种方法，精神分析疗法以极细微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弗洛伊德一生中最伟大也最大胆的理论都是从极细微的小事上得出的一一病人梦中的一个图形或名字、口误、一个玩笑、一个奇怪的病症、儿童时代某个场景的回忆某种面部表情等。在一次有关“闪失”（小毛病、小过失）的讲座中，弗洛伊德对听众说，他知道听众大都觉得这些太琐碎，不值得研究。然而，他以无法比拟的迷人风度解释道，这些都是追踪隐藏的心理真相的线索
然而，弗洛伊德所指的婴儿期和儿童期性欲，是一种比成人性欲更宽泛和普遍的冲动。尽管弗洛伊德将之称作性欲或利必多，但他实际上指的却是追求任何意义上肉体快感的普遍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婴儿是多重倒错的。刚开始嘴唇是其主要快带，最初通过吮吸，然后通过衔咬和进食获取快感。在1岁半到3岁时，肛门区成为主要快感来源，因为他或她已开始控制并意识到便的排泄或保留。而在3岁至6岁期间，他们往往通过生殖器的自我刺激来获取快感。
    然而，对于这些原始的快感满足，父母往往通过施加影响进行抑制，影响手段通常是排泄训练，或对手淫行为严格禁止与进行惩罚。就这样这种原始的多重性欲本能变得越来越窄，逐渐被导向成年期与性伙伴的生殖器性欲之上不适当的育儿方式过分强调进食或排泄训练，或对禁忌性冲动不加禁止一一将阻碍儿童在生殖器性欲方向的发展。孩子会在成长早期固定起来，表现为成年生活中的性偏离（例如，喜欢口交或肛交），但更常见的是，它会形成性格特征。例如，在口唇期过度沉溺的孩子，可能会在成年期喜欢吃、喝和抽烟。在口唇期没有得到满足或满足度不够的孩子，则可能成长得非常消极，往往在依靠别人中产生自我价值感。同样，在门期内没能调节过来的儿童，可能会在成年生活中形成“肛门特征”强迫性洁癖、吝啬（守物）和倔强。
性欲发展的后期阶段
儿童期最关键的心理学事件，发生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阴茎期（弗洛伊德用该词指代两个性别），即3到6岁期间。儿童性欲主要靠自满足对两种性别的幼儿都能产生相当的影响。但在阴茎期内，儿童已通过许多线索得知哪种人可提供更合适的性满足。他们的最理想模型最近、最易得手的一一当是异性父母
    这一点，弗洛伊德早年曾说过，将直接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他将之描述为一个关键阶段。现在再往前一步，他推想，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对于性格成长至关重要。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与父亲的对抗使男孩开始担心起来，他担心强大的父亲为了战胜他而将他割（而不是杀害）。出于对这一恐惧的反应，他不仅压抑住自己对母亲的性感觉，代之以亲情，而且慢慢将针对父亲的敌意和反叛转变为对他的认同，并承认他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女孩而言，情况稍有不同。按照弗洛伊德在女性成长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在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时，她便想象自己的阴茎已被制。她遭受到“阴茎妒”的痛苦，并由此对母亲产生敌意（在她的想象中，母亲允许自己在出生时没有阴茎或阴茎被割掉）。同时，她梦想通过与父亲生孩子来弥补这个缺失。可这个梦想经证明不能实现，于是她只好放弃、转而认同母亲，并解除引起自己焦虑感的敌意。由于没有阴茎，她对伤害的恐惧也远比男孩少。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感觉也没有像男孩对母亲的感觉那样完全彻底地得到压抑，这就限制了她的性格成长。在她整个一生中，自己已被割除阴茎的感觉，对她的性格形成、人生目标、道德感和自我价值观等，都将产生强大的负面影响。一切如盖伊所言：“到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好像已经采纳这个观点，即女孩是没有成功的男孩，成人妇女是遭到阔割的男人。
    男孩和女孩在约5岁时，大都经过性欲压抑过程，而后进入人生的“潜伏期”。在此期间，他们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性本能引起的担心和焦虑
并将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转入上学和成长中。然而，受到压抑的性冲动只是被封锁起来，并没有得到根除。它们一直尝试冲出封锁并以梦的形式找到间接和隐蔽的出口。在某些没有完全解决好俄狄浦斯情结的儿童身上，它们则以病态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最后在孩子12岁时，青春期的荷尔蒙变化再次唤醒沉睡的性冲动，被压抑的感情开始以社会可容忍的形式向外宣泄，宣泄对象通常是家庭之外的异性。在儿童成长期的最后阶段，即生殖器阶段，性渴望转变成目标之爱一性欲和感情欲望以可接受的方式在对另一个人的爱中得到满足，这
个人通常是与受禁性爱对象相似的人，即父母当中与自己性别相异的那个
弗洛伊德初时认为，精神是由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组成的。但当他创立心理性欲发展理论时，他发现这种想法作为理论太简单了。他改而将其描述成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的三重精神状态。
    在新生儿中，所有心理过程都是本我过程，全部处于无意识和原初状态。本我是不可以任何类似逻辑推理之类的东西来理喻的。它是一只大锅，装满满足原初欲望的一切本能要求，而这些原初欲望大都与自我保存（饥饿、渴望之类）、性欲和进取有关。本我的要求按快乐原则进行，追求的是紧张感的释放，对社会规则或寻找释放行为的现实后果置之不理。
    在本我控制行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培养孩子和社会生活旨在控制本我的力量，将其导向可接受的行为。其中一部分可通过对有意识的思维进行培训和教育加以实现，因为它可以理解、推理并按第二思维的原则发挥作用。这就是自我，或是自身，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与本我区别开来。自我并没有与本我绝然隔离，而是以某种方式重合或融合。本我往往进入自我，并形成诸如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焦虑中的思想和感情，但总被自我的压抑推回去，推至本我的最遥远角落，并被牢率封锁，使其再也无法回到意识中。
    其他很多冲动，对比而言都是由自我有意识地控制起来的。孩子慢慢懂得，他有许多事情不能做。他不可以取走他人的财物，不可以没有正当理由就打击别人，也不可以当众手淫。我们教育孩子们懂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可能招致恶果。在培训他们时，我们部分通过奖惩手段进行就像训练动物一般，但更多的是，我们在抚育他们成长时往往告诉他们哪一些是正确的行为以及为什么。于是，接受教训的自我慢慢学会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
    然而，自我当中有很多不是有意识的。它的很多过程是前意识的没有被压抑，也没有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例如，我们常常在意识之外完成许多活动，我们持续思考收集到的信息，思考实现目标的方式，但没有有意识地思考这件事。当主意在脑海里油然而生时，就好像来自虚无中似的，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着它。同样，前意识会操纵我们早已熟的技巧，让有意识的思维在其他地方自由使用其有限的注意力。训练有素的音乐家的手指，在他读乐谱时便能自动弹奏出正确的旋律，他不需要就此思考。
    与之相反，负责监视和督促自我的超我却是无意识的，且对管理社会行为至关重要。它在自我中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后果继续发展，而在此时，已与同一性别的父母产生认同的孩子会接受父母的训和信仰，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认同，诸如“你不能”“你应该”等命令很快转变为“我不能”与“我应该”。第一道命令与俄狄浦斯情结直接相关但同一机制也把所有的道德价值转变成内在化和自我谨记的信条。这些东西集合形成自我理想，或超我，即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道德话题是由自我在意识范围内所强调的，超我则唤起一种强烈的“应该”和“不应该”感觉。一个在生艇上漂浮的人，他的自我可能认为，将食物和水递给一个行将死去的同伴是浪费，甚至可能导致两人同时死亡。超我则可能胜过自我，坚持与同伴分享剩下的东西。
个人行为就是精神中三个层面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我寻找欲望的直接满足，自我使用现实原则的思维压抑这种冲动，并寻找满足的可接受方式，而超我则通过已融入无意识中的父辈教诲实施控制。当本我的力量强大到自我和超我无法控制时，此人的行为要么呈现病态，要么就去犯罪当超我太强，超出自我时，此人就会充满负罪感、挫折感，表现得道貌岸然或乐于迫害他人。而在健康人身上，自我会控制整个系统，寻找让本我得到充分满足的各种方法，且并不招惹从愤怒的超我那里汹汹而来的负罪感
亥姆霍兹从不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因为他的主要兴趣在物理学上。尽管他将职业生涯的最初20年大多奉献给了生理学，但他在这一时期的目标，却是要用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物理学术语来解释感知现象。在此过程中，他的努力对实验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讽刺的是，在他那个时代，亥姆霍兹最著名的科学成就竟然是检眼镜的发明。这个小东西总共仅花费了他8天时间，且他自己也认为不值一提。然而，正是有了这个小玩意儿，医生们才得以第一次真正地察看活体视网膜。
直到此时为止，还没有人使用过这种极仔细、能准确控制和测量的方法来探素心理学上的反应。因而，他的方法很快便得到广泛的接受，即使在今天的心理学实验里，也还被反复使用。
    第一种是极限法，费希纳叫它“最微可感知差别法”。为确定一个刺激的临界值，实验者重复地对受试者施以相同性质的刺激，从最低的量逐加大强度，直到受试者可感受到刺激为止。为确定最微可感知差别，实验者提供一个“标准”刺激和一个“比较”刺激，以最小幅度增大两种之间的差别，直到受试者可感觉到为止。
    第二种是常量刺激法，费希纳叫它“正误情况法”。实验者重复地对受试者施以相同性质的刺激一一在临界值上的单个刺激或成对的类似的刺激。受试者回答“有”（意思是说，他感受到，或两个刺激有所不同）或没有”（表示他没有感觉到，两个刺激没有不同）。受试者的回答产生平均值，而这些平均值则指明，在任何指定的刺激水平或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上，受试者对这些刺激或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的感觉是可能的
    第三种方法，即费希纳本人的创造性贡献，叫调节法，他称之为“平均错误法”。实验者或受试者调节比较刺激，直到它好像（对受试者来说）与标准刺激相等。结果总会存在正负误差，不管误差多么微小。将每一次误差都记录下来，而后在多次试验过后，算出误差的平均值，它即是最微可感知差别的尺度。这个方法确立了一个有用的原则，即测量数据变量和集中趋勢一样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
根据大部分权威的说法，心理学诞生于1879年12月的某一天。此前的切，从泰勒斯到费希纳，不过是其祖先的进化史。
    当然，人们可以反对这个说法，认为现代心理学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即韦伯进行最微可察觉差别的研究之时：或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即亥姆霍兹对神经传递的速度进行测量与费希纳进行第一次心理物理学实验之时；或开始于1868年，即唐德斯进行反应时间的研究时。甚至如罗伯特·沃森所说，它应开始于1875年，因为在这一年，莱比锡大学批准冯特使用位于孔维特的房间存放和演示他的设备，而同年哈佛大学在劳伦斯楼里辟出一个房间供威廉・姆斯做实验。
    与冯特同时代的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爵士常说：“当你能测量出你正在说的话，并能用数字表达出来时，你就了解了其中一些东西；可是，当你无法测量它，也不能用数字表达它时，你的知识则属于贫乏和不令人满意的那种。冯特实验室里收集到的那些数据肯定符合这个知识标准，至少涉及了心理过程的基本构件。
    由此产生的想法极少来自尘封的痛苦记忆，多半来自联想链中的某个环节。然而，如果加以追溯，它就会慢慢导向某个致病的念头及其隐意义。在《对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分析”次年，即1896年，他开始称其为“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则认为，无意识不仅是清醒状态之外的某些想法和回忆，而且是被强制遗忘的痛苦感情与事件的沉积。他认为，梦是在具有保护性的清醒自我休息时呈现在大脑里的重要隐蔽材料。
弗洛伊德终生坚信，思维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脱离大脑独立存在，而且存在于神经元中的物理过程是思维现象的素材。同样，作为科学家，他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相信每种精神活动都有其根源，自由意志只不过是错觉。
这些心理哲学家往往在散步中，或与弟子们坐在城镇的集市上时，或在其所在学院的院落里，进行他们的推理活动，并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体无止的争辩。他们也有可能跟泰勒斯夜观天象一样，独自进行长时间的沉思冥想。然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很少留存下来，他们作品的几乎所有复制品都遗失或毁损了，他们的思想轨迹大多是通过后世作品对他们著述的援引而得以彰显的。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传递出去的图像与思维间的相互影响。跟普罗塔哥拉一样，他得出结论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知道我们的知觉是否正确地代表了外在的事物，也无法知道别人的知觉是否与我们自己的感觉相一致。
希波克拉底的一整套对健康和疾病的解释，是以当时普遍流行的物质理论为基础的。哲学家们早就相信，世界的原始材料是水、火、空气等，恩培多克勒还辅以理论上更为令人信服的学说，主导了希腊当时及后来的思想。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四种元素一一泥土、空气、火和水一一组成的。它们被一种他叫做“爱”的力量按照不同的比例黏合在一起，或被一种相反的他叫做“冲突”的力量分散开去。尽管具体的细节皆错，可许多世纪以后科学家们发现，他的核心概念一一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的元素以单独或合并的形式构成的一一却完全正确。
希波克拉底借用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身体方面。他说，良好的健康是四种身体流体或体液左右平衡的结果。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一一血对应火，黏液对应水，黑胆对应泥土，黄胆对应空气。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中，医生们将许多疾病归结为体液失衡的结果他们通过抽掉某种过剩的体液（如放血）或通过某种药物弥补某种不足的体液，对病人进行治疗。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这种治疗方法，尤其是放血，所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
    后来，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扩展了他的体液理论以解释不同气质之间的差别。公元2世纪的盖伦认为，黏液质的人因为黏液过剩面痛苦，胆汁质的人遭受黄胆过的痛苦，抑郁质的人会因黑胆过多而难受，多血质的人则因为血液过多而痛苦。直到18世纪为止，这个说法一直主导西方世界的心理学领域，且至今残留在我们的口头语中，如我们称一些人为“多液的人”或“多胆汁的人”等。
我们知道许多关于他的事迹因为他的两位弟子一柏拉图和历史学家兼军人色诺芬一详细地写下了有关他的国忆。不幸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却什么也没有写出，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录流传下来的，其中许多言论极有可能是柏拉图为达到某种戏剧效果面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表达出来的他自己的观点。
奥古斯丁推理道，因为人类是趋善的，他们就该有能力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邪恶（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予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失去行善的意志，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奥古斯了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最初意就没有选择良，曾与小妾沉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认为邪恶给予色欲以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意志力使我们情愿为恶，而非行善。当受到肉欲控制时，人们甚至在无法勃起的情况下，仍不愿看到自己欲柱松倒。性的快乐在实施时，将使深思熟虑的思想力量陷于瘫。此时，肉欲统治一切，使其在藐视自己意志的同时，也藐视上帝的意志。
    笛卡尔提出其心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旨在显示如何通过理智和意志来控制感情。他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忠告，如当强烈的感情被激发起来时，人应该有意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直至这种感情彻底消退之后，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就控制感情所发表的大多数言论大都处于这个水平之上。构成了他的心理学理论中最没有意思的部分。
所有这些并不能削弱他的伦理学基础。他的基本主张一通过知识及我们情感的动因，我们可以逃脱它们的束缚，成为一个完人——是有效的，且一直具有启迪作用。
落克在牛津大学研究哲学，非常崇拜笛卡尔的著作，同时又被实验科学所吸引。在牛津教书的几年中，他结识了伟大的化学家罗伯持波意耳和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与他们的友谊诱导他研究医学，并于1667年成为后来当上第一代莎夫伯里伯爵的安东尼库的私人医生和总顾间。此后，洛克步入政坛，并在成廉和码丽统治期间出任过政府中的各种职位。
    从肖像上可以看出，他有一张长脸，非常严肃。我们还知道，他的确不是寻常之人。他衣着整洁，善于控制自己，节俭且节制。他善于交际，好友如云，尤其喜欢孩子。他从未婚娶一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和17世纪其他一些哲学家大都终生未要，这一现象值得去做一篇博士论文ー一不过，他在牛津大学期间有过一次恋爱。他对此感叹说：“几平将我的理智残。直到恋爱结東，他才恢复理智。此后，他再没有受到此类创伤，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
首先，他接受了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差别。远至阿奎纳，近到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都接受这种区别。不管它们的变化有多大，第一性的质都不可与物体“分开”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出简单的概念，如固体、范围、轮廓、运动或静止、数量等。“拿起一粒谷子，”洛克说道，“将其分成两半，每一半仍有固体、范围、轮廓和动感等感觉。”第二性的质，如色彩、声音、口味和气味等，并不以我们感知它们的形式存在于物体之中，而是这个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紫罗兰在黑暗当中就不是紫罗兰，只有当它在我们身上引起那种颜色的感觉时，它才是紫罗兰。这就是洛克的推论
    休谟在“印象”（即他表示感觉或感知的用词）和“观念”（同样的经验，但其客体不在场，比如在回忆、思考或梦中）之间作了区分。和洛克一样，他认为，这些简单的元素是一些复杂和抽象的观念形成的构件。但以什么方式呢？在这里，他远远地走在洛克的前面。必须有个“联合的原理”，他推想，这个原理应采取三种形式：“质性，即联想从中而来、心理借以从一个观念传递至另一观念的东西，表现为三个部分，即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及因果性。
    经验远远不是我们的理解力受到限制的唯一领城。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可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一定是存在的，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因此，它永远不能给我们以普遍的真理；而对此类知识尤为急切的我们的理性，则是被经验挑起，而非被其满足。普遍真理，其本身同时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特点，必须独立于经验之外一一其自身既清楚又明确。
    弗卢朗本人总结出所有科学真理的反复否定过程： La science n est pas， elle devient
    （科学不是原本就有的，它是慢慢变成的。）
    心理学之所以慢慢变成如今这个样子，部分是因为加尔。他所发现的大脑结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颅相学的荒唐理论导致了人类对大脑功能分区化的实验研究，他对皮质作为智力基础的强调，也使心理学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其功劳远超过形而上学、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验科学。人们应该记住他，不要总对他曾涉足伪科学而抱有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