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摘要

 
俄国的苦难史
【“同鞑靼入侵和鞑靼压迫的斗争；国家权力的经常性膨胀；莫斯科王朝的极权主义制度；动乱时期的分裂；彼得改革的强制性；俄罗斯生活中最可怕的溃疡——农奴法；对知识界的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死刑；尼古拉一世所奉行的可怕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士官生制度；由于恐惧而支持黑暗的无知的人民群众；为了解决冲突和矛盾，革命之不可避免；最后，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
评价契科夫无党派性的可贵
【处于这样性质的“主流文化”之中，温和的，有点软弱，敏锐纤细，而又比较“懂得相对的东西”，拒绝“党派性”立场的热衷，拒绝激昂的陈词滥调的“思想”迷恋的契诃夫，确实有些特别，也有些不合时宜。】
作为合格读者对契科夫表达的另一种解读， 也揭示了时代的背景的读者
【说实在的，在我看来，像“三百年后”之类的这种夸张言语，出自“像害怕火一样害怕夸张”的契诃夫之口，委实有点难以想象。人们为了塑造一个符合时代集体心愿的契诃夫，会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些庄严、美好的思想告白之下存在的，虽不易觉察，但真实的嘲讽、有时候甚且是“颠覆”的笑声。】
**自省
【抵抗”所面对的，大概可以归纳、想象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虚妄判断，等等。】
对文革历史书写的疑惑
【但是对这种趋势也有所警觉。他认为，人们对过去被忽略的事物表现兴趣，“恐怕根源于人类自然的本性”，“但最终又往往仅是将历史颠倒过来，未改变其本质，这种例子我们早已屡见不鲜”。】
【因而，当代叙述的秘密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什么是“真实”，和谁有资格、权力享有和决定“真实”）；当然，“真实”在这种分配、再生产中，也就四分五裂了。】
**丸山的史观
【在历史研究上，丸山认为具有“敏锐的时间感”，是研究者需要具备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他自己一贯秉持，并且保持警醒态度的原则。“时间感”，既指研究者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认识，问题提出的时间意识，也指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境，以及两种不同“时间”所构成的关系。】
提到了伯林对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认识
【伯林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19世纪俄国、西欧作家对待文学、艺术的不同态度，他以简驭繁（因此也不免简单）地称之为“法国态度”和“俄国态度”。他说，法国作家是个“承办者”，他的义务是写出他所能写出的最佳作品。这是他的自身义务，也是公众对他的预期。在这种情形下，作家的行为，私生活与他的作品无关，也不是公众的兴趣所在。而“俄国态度”则不然，他们信仰“整体人格”，行为、言语、创作密不可分；他们的作品必须表现真理，“每一位俄国作家都由某种原因而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公众舞台上发表证言”。】
《鼠疫》作为小说的特色
【是《鼠疫》叙述者清醒的限度意识。虽然叙述者认为是在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但也不打算让这种“代表性”的能力、权威无限度膨胀。从《鼠疫》的叙述方式上也可以见出这一点。】
【这也是在为这种“以众人的名义”的意识做出限制，不让它膨胀成虚妄的夸张。其实，在作品中，对于这一“见证”叙述的限度，已一再做出说明。书中强调，叙述者“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因而叙述始终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谨慎”。谨慎是指“避免叙述那些他自己没有看见”的事情，也指避免把一些无中生有的想法、推测强加给所叙述的物件。这是既以客观的姿态显示了他的“知道”，同时也以对“无知”的警觉显示“我不知道”。】
【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
**加缪的反英雄主义和西西弗斯
【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他推荐的是那个有“一点好心”和“有点可笑的理想”的公务员格朗，这个义务参加防疫组织，一辈子真诚地为一篇浪漫故事的遣词造句呕心沥血，但写作始终处在开头位置的“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种推荐，“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
**文学的丈夫和情人
【这两者在每个文学时代都不可或缺。“可靠、讲理、大方、正派”是丈夫的品格，而情人虽然“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却能“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
**乐黛云的史观
【在解读这些“革命历史小说”的时候，强调的是将它放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
**治乱交替的’循环史观‘vs 进化论的乐观主义史观
【在有关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的考察中，他指出传统中国治乱交替的“循环史观”，在关于革命的叙述中，如何被进化论的乐观主义的“矢线”取代，并在这一“矢线”之上，来安排、分配各种成分、力量的位置和等级关系，以确立历史的“真实”——这正是当代“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核心。】
西西弗斯式的寻找自省，和寻找“好小说”
【但他其实也明白在“圭臬已死”的时代里，确定“精品”是怎样的困难。是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笼罩四周的均为难咽欲吐由甜向酸的败德之气味”，我们如何可能辨认“好小说”之味？不过，他也不是失败主义者，如所有那些疑惑，但执著的人那样，把问题的解决（或不能解决）交给“过程”：在搜寻、拣选、评鉴之中，就已经在“抗拒败坏和腐烂”，就已经在做“一千零一次地重建某种价值标准”的尝试。】
**作为学者的优势，伯林和洪子诚身居书斋的自省和学者身份的天然保护
【况且“生活在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远离历史，而是太容易被裹挟到历史之中”——从历史的情状看，“介入”者结果往往是充当一个丑角，甚或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做一个“学院知识分子”，则有可能拒绝参与那种权力的“游戏”，这比进入“庙堂”、“广场”要好得多，可以保有某种清醒（自然，又可以说是某种“怯懦”）】
**作者的生活哲学
【这与作者对“生活”概念的理解有关：“历史”虽然拥有巨大的“吞没”力量，但个体生命“节律”的隐秘并没有被取代。】
为文革历史叙述的懒惰
【但是，在一个遭遇困境的失败的时代，“失败”的征象假如不是表现为不再具有这种“简化”的能力的话，那就是表现为这种“简化”已经只对空洞的“本质”，而不对“事实”、对事实的“观看”开放，成为英雄姿态的口号，甚或沦为呓语，就如“狠斗私字一闪念”，“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一百年是空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等等那样。】
作者现当代文学分析的路径
【我逐渐形成应从“结构”上去观察、理解文学历史，和文学历史的时期特征的想法。也就是主要观察各种文学主张、力量、流派、规范在不同时间里发生的起伏消长的错动，观察它们在构成、位置上发生的变化、更替，以及主导性规范力量如何确立，其成规的性质、功能特征等状况。】
【文学表现政治事件、问题、重大社会问题，或者发挥政治的某些功能，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处理方式，包括思想观点、独特视角，也包括艺术方法，而不应该只是呼应、重复某种主流的政治观点。我还逐渐意识到作家的精神态度、境界问题，和社会制度，和文学体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这是我后来将文学体制问题作为文学史的重点考察对象的动机。】
**作者的史观
【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历史过程、包括人的心灵状况，并不一定呈现为发展、进步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