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

    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中，都有一个相同的立论，即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扮演一个强权者，通过各种正式组织将民众纳人其各类的组织网络之中，与此同时，国家极力压制、杜绝在社会中出现任何非国家控制的自组织即独立自治组织。与国家严密组织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普通民众，他们作为无权无势无组织的个人，或在政治威权的高压之下求全自保，或在单位制的庇护之下追求个人利益。民众的利益可能是共同的，也可能是各自分散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缺乏稳定持续的自组织基础。我把这些散落各方、缺乏明确稳定组织表达的利益称为“无组织的利益”。我们也许可以大致这样表述：在传统国家社会主义背景下，如果利益是有组织的，那么它一定是官方的；同样的，如果利益存在于官方渠道之外，那么它一定是无组织的。上述的理论模式或明确或隐含地都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无法为有组织的抵制国家意志的集体行动提供空间。如沃尔德所说的，中国政府“有一种非凡能力来防止组织起来的政治行动达到集体行动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在大多数时段的实际状况。

     与市场经济过程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力图取消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制度结构恰恰促成了无组织利益的集体行动。
1、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通过取消各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边界，导致了人们身居不同单位或群体但有类似行为模式和需求的“大数”现象，提高了社会群体间的同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困难。这些“大数”现象的产生和不断再生产为大规模社会动员提供了肥沃土壤。2、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在个人的工作单位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由此塑造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诉求的必然指向；也就是说，一且机会合适，不同场合和情形中大量的不满和怨言会在同一个方向上汇聚，即指向国家。3、集体行动的机会内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政治运动和群众动员来对付官僚弊病和推动经济发展，这使得个人可以通过参与国家政策的实施过程，将各自利益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国家政策变动在不同的工作单位和地点同时诱发了人们各自的自发行为，为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提供了机会。简言之，社会主义国家整体控制的制度安排把相应的结构和组织“强加”于无组织的利益之上，使得他们有可能不约而同地“共同行动”，由此汇聚成为挑战国家的集体行动。

    由于中央集权的内在矛盾，国家政权在实际管理运行中明显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政治化、政治集中化、政治放大化这三个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各级管理层次失控，中央政府疲于应付各种始料未及的危机状况，无暇统筹兼顾、从容制定长期社会发展计划”。政治集中化是中央集权的另ー个必然结果。当中央政府将各种资源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同时，它也就将自己放在了攻治冲突的中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集团及广大民众的基本生计，都必须向中央政府及其代理机构索取。这样，资源分配的冲突集中体现为国家与地方、国家与集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各种利益矛盾、政治冲突，直接指向了中央政府。这种局面犹如一场足球比赛。中央政府是以一个守门员的角色出现的，它对资源的控制使其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进攻的对象，而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对方提出的每一个“球”做出反应。

集体行动的爆发需要几个重要的条件：政治控制的放松，个人受到鼓励参与政治过程，横向沟通网络的形成，上层派系冲突和分歧。而且在特定时期，国家鼓励人们发出声音、表达意愿。这些情形使得人们意识到普遍存在的不满，这些情形反过来又促进了更多的人参与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