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奥兰多·费吉斯
◆ 理想国译丛序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 序言
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至少有七十五万军人阵亡或病死，其中三分之二为俄罗斯军人。法国损失了约十万军人，英国的损失小得多，仅有两万人，原因是参战的英国军队人数少得多（共有九万八千英国军人和水手参战，而法国有三十一万人）。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了战场上。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又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parliamentaries）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
战争早期发生在阿尔马河（River Alma）和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的几场战斗，例如著名的“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役，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时间最长也最关键的战役——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却可以说是1914—1918年间工业化战壕战的前身。在长达十一个半月的围困战期间，双方共挖掘了一百二十公里的战壕，发射了一亿五千万发子弹和五百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
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名字无法反映其跨国规模，也无法反映这场战争对欧洲、俄罗斯，以及从巴尔干到耶路撒冷（Jerusalem）、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高加索等交战地区的重要意义。这一地区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Question）所覆盖的区域，一个由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崩溃而造成的国际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采用俄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东方战争（Eastern War），这样至少可以将其与“东方问题”联系在一起；或是采用在许多土耳其文献中常常见到的名字：土俄战争（Turco-Russian War），将其放置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漫长冲突这一背景之下。然而，这些名字都无法反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干预这一关键因素
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当时奥斯曼和俄罗斯军队在多瑙河边，今属罗马尼亚（Romania）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地区发生了交战。战火随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当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国的鼓励和支持。随后战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区。到了1854年，英法两国加入土耳其一方，奥地利也威胁要加入反俄罗斯联盟。在此形势下，沙皇把军队从这两个公国撤出，战场转到了克里米亚。在1854—1855年间，军事冲突还出现在其他几个地方：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英国皇家海军计划进攻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白海（White Sea），皇家海军于1854年7月炮击了索洛韦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而索洛韦茨基当时是俄罗斯在白海的政治经济中心；战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觉得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也让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期望受到打击。
克里米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其争执双方一边是由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 第一章 宗教战争
欧洲的评论家们对圣地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一无所知，也不以为意，他们只会看到俄罗斯对西方教会利益的威胁在日益增长
在当时的列强中，以宗教为国家中心的做法，以俄罗斯为甚，整个沙皇体系就建立在全民信奉东正教的基础上。俄罗斯对疆土的概念以及对其国际义务的理解完全基于宗教的考虑。
在沙皇俄国的建国理念中，当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后，莫斯科就成了东正教的中心，即所谓的“第三个罗马”。凭此逻辑，俄罗斯承担着上天赋予的责任去解救陷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东正教徒，并夺回君士坦丁堡，将它恢复成为东基督教王国的首都，这场圣战就是俄罗斯帝国存在的理由。从16世纪击败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蒙古可汗国，到18至19世纪征服克里米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帝国就是建立于欧亚草原上基督教定居者与鞑靼（Tatar）游牧民族的冲突之上的。在俄罗斯人眼里，国家以宗教责任，而不是以种族来定义，东正教徒即俄罗斯人，异教徒即外国人。在19世纪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增强了这一意识。
在历次俄土战争中，最关键的有两个地区：多瑙河三角洲（包含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以及黑海北岸地区（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半岛）。这两个地区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战区。
在地理位置上，黑海对俄罗斯来说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里是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南疆，更因为它是保证俄罗斯成为欧洲强国的基础。如果不能控制黑海，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唯一水路就只有波罗的海，而一旦发生冲突，波罗的海很容易被其他北欧强国封锁（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波罗的海确实被英国封锁了）。
俄罗斯于1783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亚。
俄罗斯统治者担心“伊斯兰轴心”，即在土耳其人领导下的泛穆斯林联盟会给俄罗斯南疆带来危险。 俄罗斯对南部边疆的扩张行动中，宗教色彩最强的还是在克里米亚。这里本身就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历史。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公元988年，基辅大公（Grand Prince of Kiev）弗拉基米尔（Vladimir）在克里米亚西南岸一座希腊人建的殖民城市赫尔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现代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某处接受洗礼，从而把基督教带到了基辅罗斯人中。但是克里米亚又是其他许多人的家园，其中有西徐亚人（Scythians）、罗马人、希腊人、热那亚人（Genoese）、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蒙古人（Mongols）和鞑靼人。克里米亚位于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和说土耳其语的部落之间的历史分界线上，一直是各方争夺之地，经历过无数战争。宗教建筑和神庙等本身都成了战场，因为在把原来的人口赶走之后，新来的居民往往把宗教建筑也占为己有。例如，在海滨城市苏达克（Sudak）有一座圣马太教堂（St Matthew church），最早是一座清真寺；后来被希腊人捣毁，重建为一座东正教堂；13世纪热那亚人来到这里后将其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再后来又被奥斯曼人重新改回清真寺；而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又再次被改建成一座东正教堂。
◆ 第二章 东方问题
圣索菲亚是俄罗斯教堂之母，也是俄罗斯与东地中海巴勒斯坦圣地的东正教世界之间的纽带。
用著名俄罗斯传教士、1847年率宗教使团前往耶路撒冷的阿希曼德里特·乌斯片斯基（Archimandrite Uspensky）的话说：“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接受天命，启迪亚洲，联合斯拉夫人。所有的斯拉夫人，不管是来自亚美尼亚、叙利亚还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都将团结在一起，在圣索菲亚为上帝高唱赞歌。”
但是领导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是俄罗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夺回圣索菲亚，将其恢复为东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时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拥有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广大土地的东正教帝国的首都。正是这份使命感引发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米利特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同时也强化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种族和宗教的等级划分，也就是说穆斯林的位置处于其他所有米利特，包括东正教、亚美尼亚的格雷戈里安教会（Gregorian Armenian）、天主教和犹太教之上，鼓励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进行歧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导致非穆斯林教众通过米利特表达怨恨，组织抗争，成为奥斯曼帝国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
奥斯曼帝国在管理上的错失，其根源在于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势力强大的宗教领袖如穆夫提（mufti）和乌理玛（ulema）之流让改革停滞不前。
尼古拉一世对圈内人礼貌优雅，对圈外人却冷漠严厉。在人生后期他变得越来越易怒急躁，常会做出莽撞盛怒的举动，这些行为和沙皇家族遗传下来的精神疾病有关，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问题。尼古拉一世的另一个哥哥，1825年拒绝登基成为沙皇的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Constantine）也有类似的症状。
当时担任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海茨伯里勋爵（Lord Heytesbury）声称苏丹已“向沙皇称臣，就像印度亲王臣服在东印度公司脚下一样”。他似乎对自己这番话中的讽刺意味毫不知觉，英国人自己可以将印度王朝踩在脚下，但是当俄罗斯人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奥斯曼帝国时，英国却以正义姿态出现，自认为是近东现状的保护人。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
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帝国扩张中的反动和侵略性行为。
1833年是英国对俄罗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英国人关心的主要是能否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将导致欧洲势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发一场欧洲大战。他们对苏丹的主权状况并不特别关心，这可以从他们的希腊政策上看出来。但是，一旦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领，并由此引发一场气势磅礴的伊斯兰复兴，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保护国时，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马上加强了，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鼓励经济政治改革，希望奥斯曼帝国能恢复生机，甚至扩大影响力。
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支持打开全球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随时准备使用炮舰逼迫外国政府开放市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或者可以叫“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英国可以凭借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来推动其经济霸权，限制外国政府的独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进行统治。
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是英国的恐俄人士最大的担忧。对一些人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征服土耳其，还是为了防止俄罗斯在整个小亚细亚直至阿富汗和印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俄罗斯是世界上扩张最快的帝国，其野心没有止境。
英国政府其实一直都清楚俄罗斯做这样的远征行动是不现实的。但是，虽然英国官方没人把俄罗斯威胁印度当真，这并不能阻止恐俄的英国报刊大肆渲染对俄罗斯威胁的恐慌，强调俄罗斯征服高加索之后带来的潜在威胁，以及其在波斯和阿富汗施展的种种“见不得人的手腕”
英国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认为以炮舰为后盾，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输出到全球各地。在他们看来，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是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办法，因为东方问题的根源是苏丹统治下国家的衰落，治好了这个“病人”，东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国人推动自由主义改革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让奥斯曼帝国不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英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让土耳其人依赖英国人的政治指导和金融贷款；将土耳其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让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监护下“文明化”，传授给他们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宗教宽容以及政府管理方法等优点（不过议会和宪政被认为不适合传授给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欧洲”素质）；倡导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虽然好听，但实际上可能对奥斯曼帝国有所伤害）；保证印度商路的安全（当然英国人是不会提倡对印度实施自由贸易的）。
◆ 第三章 俄国威胁
沙皇这次即兴造访，是他性情变得越来越急躁的表现之一。做了十八年沙皇后，他登基早期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格：谨慎、保守、含而不露等渐渐消失了。在执政晚期，他日益受到家族遗传精神疾病的困扰，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症状。尼古拉变得做事浮躁，缺乏耐心，经常冲动行事，比如贸然前往伦敦，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英国人身上。他的古怪行为被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注意到了，女王在给她舅舅利奥波德的信中写道：“阿尔伯特觉得此人不能很好地控制冲动和情绪，因而会做出不当的举动。
在访英期间，沙皇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还有皮尔和阿伯丁勋爵有过好几次政治会谈。英国人对他的坦诚感到惊讶，女王甚至认为他“过于坦率了，在那么多人面前把话说得那么直白，他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忍不住”。
离开英国时，沙皇坚信他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之间的会谈是对双方共同政策的陈述，现在他可以期待英国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制定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方案，以保证双方的利益。他这么想不是没有道理，他手中的秘密备忘录就可以证明。但事实上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和英国政府在东方问题上达成了“君子协议”，但对英国方面来说，这一次会谈不过是双方相互交换了看法，没有任何约束力。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们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误判将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犯下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
英国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沙皇的访问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尽管俄罗斯事实上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很小，两国在贸易和外交上的关系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都不错，但是恐俄情绪可以说是英国对境外势力看法的最重要成分，比恐法情绪更甚。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恐惧和幻想，英国也不例外。通过这些荒诞不经的文章，一个对俄罗斯充满偏见的认识渐渐形成了：它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犯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例如1795—1804年间担任外交部长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利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就曾说：“彼得一世以后的整个[俄罗斯帝国]系统……一直企图如洪水野兽般压垮欧洲。”外交部中另一名重要人物、受拿破仑信任的亚历山大·德奥特里夫（Alexandre d'Hauterive）说得更露骨：在战争时期俄罗斯会企图征服它的邻居，在和平时期它会设法让它的邻居乃至整个世界陷于猜疑、骚动、不和的混乱中……它在欧亚两地所干的坏事路人皆知。它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它试图摧毁德意志帝国。俄罗斯不会直接去实现它的目标……它会采用卑劣手段来削弱[奥斯曼帝国]；它会煽动阴谋；它会鼓励外省叛乱……与此同时，它却会不断表示对高门的善意；它会不断声称自己是朋友，是奥斯曼帝国的保护者。俄罗斯会用类似手段对付……奥地利……然后维也纳就沦陷了。这样我们西方国家就失去了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入侵的最有力屏障。
恰尔托雷斯基对英国政府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在1832年秋天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他们对我们毫不在意，”他写道，“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恰尔托雷斯基和朗贝尔集团的波兰流亡者也在推动法国的恐俄风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自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罗斯已并吞了大半个瑞典，从波兰那里瓜分到的土地与奥地利帝国一样大，从土耳其人那里夺来的地盘比普鲁士王国还大，从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和英国相仿。自第一次瓜分波兰以来，俄罗斯已将其边境线向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Dresden）、慕尼黑和巴黎推进了一千三百七十公里，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了五百二十公里，离瑞典首都不过几公里远，而且还占领了波兰首都。他的结论是，为保护西方不受俄罗斯威胁，唯一的办法是重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波兰。
圣彼得堡本身就像“一座纪念碑，宣告俄罗斯的降世”。他认为这种对宏大气派的钟爱，反映了俄罗斯想要超越西方并统治西方的野心，俄罗斯人对欧洲既嫉妒又仇恨，“就像奴隶恨主子一样”，这就是其侵略性的根源。他写道：酝酿在俄罗斯人心中的野心，是深切而广大的，这种野心只能在饱受压迫的最底层滋生，在无处不在的悲苦中发芽。这是一个因贫困而变得既好斗又贪婪的国家，因为长期在其他国家的荣耀与财富面前感到羞辱屈从，继而对此产生痛恨。就像一个奴隶，自己下跪着，却把公众与个人的自由看作丑恶与亵神的行为，梦想着哪一天由自己来统治世界。
《1839年的俄罗斯》的最后一段十分有名：一个人如果想感受一下在欧洲国家享受到了什么样的自由，他可以去俄罗斯，去那个没有自由的监狱，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不给他一丁点喘息的机会。如果你的孩子对法国感到不满，试一下我的法子：让他们去俄罗斯。对于任何外国人来说，俄罗斯之旅都很有意义，不论是谁，只要对那个国家做了认真的考察，都会乐于住在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彼得大帝之城、康斯坦丁之城——全都是俄罗斯沙皇治下的神圣之都……但是，沙皇之土到哪里为止？哪里是俄罗斯的边疆？向北、向东、向南、向太阳落山的地方？未来的命运会告诉我们……七个海洋、七条大河，都属于俄罗斯！从尼罗河到涅瓦河（Neva），从易北河（Elbe）到阿穆尔河——从伏尔加河（Volga）到幼发拉底河，从恒河（Ganges）到多瑙河……这些都属于俄罗斯沙皇……即使时光流逝，亦不会消失。圣灵预知之，达尼尔（Daniel）预言之。——费多尔·丘特切夫《俄罗斯地理》（“Russian Geography”）,1849年
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随时准备为维护英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立场，正是英国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期待。
◆ 第四章 欧洲和平的终结
1851年5月1日，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开幕。博览会期间，共有六百万人次，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前来水晶宫（Crystal Palace）参观。水晶宫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建筑，里面陈列着一万三千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械产品、手工制品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万国博览会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建立在英国工业化和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繁荣和平前景。水晶宫本身就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证明了英国在工程制造上的创造力。与此相呼应，水晶宫内部的展品也在向世人呈现：在每一个工业领域，英国都领先世界。水晶宫象征的是“不列颠治世”（PaxBritannica），一个英国希望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广为宣传的形象。
如西摩在2月21日与沙皇会面后的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位君主如此坚定地认为他的邻国即将灭亡，那么他心中一定知道他能够控制邻国倒下的时间。”
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俄罗斯军队的质量仍然比欧洲其他国家差很多。军官教育程度低，士兵几乎都是文盲：1850年代的官方数字显示，在六个师约十二万军人中，仅有二百六十四（0.2%）人能读能写。1
俄军每次发动攻势时，都有同样的悲惨故事：在1828—1829年的多瑙河流域公国，一半的士兵死于霍乱和其他疾病；在1830—1831年的波兰战役中，七千名俄军士兵在战斗中身亡，八万五千人因伤病而被抬下战场；在1849年的匈牙利战斗中，只有七百零八名士兵战死，却有五万七千名俄军士兵被送到奥地利医院中。即使在和平时期，俄军都有65%的人处于病中。
土耳其步兵每人每年的总开支（包括军饷、给养和军服）为十八银卢布，俄罗斯步兵为三十二卢布，奥地利五十三卢布，普鲁士六十卢布，法国八十五卢布，而每个英国步兵每年总开支达一百三十四卢布。多瑙河前线土耳其士兵的生活条件让欧洲军人十分震惊。
◆ 第五章 虚张声势
尼古拉特别赞同以下一段话，其中波戈金对西方列强的双重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自己可以进行领土扩张，却不允许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情：法国从土耳其那里夺得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个公国，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势力平衡；但是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尽管只是暂时的，却干扰了势力平衡。法国在和平时期占领罗马并驻军了好几年，但那不算什么；当俄罗斯还只是在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欧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向中国人宣战，仅仅因为中国人似乎冒犯了他们，这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俄罗斯与邻居发生争执，却必须获得欧洲许可。为了支持一个可悲的犹太人的谎言，英国向希腊发出威胁，烧毁了它的舰队，那是合法的行动；但是当俄罗斯要求签署一份条约保护几百万基督徒时，却被看作是在近东扩张势力，牺牲势力平衡。在西方国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恶意外，我们不能指望还能得到任何东西。它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尼古拉在这里的页边空白处批注：“这就是问题所在。”）
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
《泰晤士报》长期以来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但是它越来越将自己的地位视为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家机构，用该报外交事务主编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话说就是“第四种力量”（Fourth Estate）。他在1855年是这么描述其职业的：“新闻报道不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的传声筒，而是整个国家智慧的汇总，一个对统治阶层进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确实是‘第四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力量在文字和声音上的体现。”政府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一新的现实。“
帕默斯顿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人心，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帕默斯顿将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对外干预的言辞非常喜爱，因为约翰牛（John Bull）就是这么看英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
这一想法正中拿破仑三世下怀。无疑，他想象一场光荣的战争会让法国最终接受发动政变送他上台的军队。
1854年初，英国进入备战状态，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战争狂热，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规模的想法早被抛诸脑后。英国的战争目标不断升级，这不仅仅是出于媒体好战的沙文主义，更是由于许多人相信战争潜在的成本巨大，因此必须有宏大的目标才“配得上英国的荣耀与伟大”。帕默斯顿的言论总是围绕着这一点，他的战争目标在细节上虽有所变化，但一贯以反俄罗斯为中心。
对于克里米亚战争来说，如果那些主张这场战争的人的想法真能被记录在案，那一定会透露其真实动机是削弱俄罗斯帝国的规模和实力，以利于“欧洲”，特别是西方列强
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参战各方：俄罗斯、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宗教带到了战场上。然而当战争正式打响之时，克里米亚战争的缘由：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圣地的纠纷，却早已被人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欧洲列强联合对付俄罗斯的战争。
◆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尝胜果
俄军春季攻势的开始，被斯拉夫派称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宗教时代的破晓，是迈向近东基督教帝国复兴的第一步。他们还给这个帝国未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起了一个新名字：沙皇格勒
看着人们相互残杀确实能给人带来异样的快感，这是真的。
法国军队在许多方面都比英国军队优秀。法国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整代新兴职业军人，与英国军人相比，他们技术上更先进，战术上更出色，而且和英国军队中的贵族军官相比，在社会阶层上更接近手下的士兵。法军配备的米涅来复枪发射速度快，在一千六百米射程内依然保持精准，这让法国士兵以攻击时的冲劲闻名。朱阿夫部队更是擅长快速的进攻和有序的撤退，这些特点都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培养起来的。
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经验使法国军队具备了决定性的优势；相比之下，英国军队自滑铁卢以来从未打过一场大仗，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度有三十五万法军参战，法国人从中认识到小规模作战单位在保持战场纪律和秩序上的关键作用。这个备受20世纪军事理论家推崇的理念，最早是由法国人阿尔当·杜·皮克（Ardant du Picq）推广的
如果说英军士兵来自社会上最穷苦的阶层，那么军官官衔则是可以花钱购买的，这一制度保证了军官们大都来自贵族阶层。高级军官中，大部分人是有着良好的宫廷关系却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迈绅士，这与法国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形成天壤之别
拿破仑三世想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一个“光荣胜利”的结果，同时对俄罗斯入侵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做出惩罚。他的想法和英国内阁中大部分人相似，基本上假定一旦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俄罗斯就会失去斗志，西方列强可借此宣告获胜，并强迫俄罗斯接受停战条件。但其实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道理，喀琅施塔得和其他波罗的海要塞直接守卫圣彼得堡，而塞瓦斯托波尔是沙皇帝国的遥远一站，没有合理的理由可以认为一旦盟军夺取这个港口沙皇就将屈服。正是因为无人质疑这一假设，所以当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没有被很快攻下时，盟军仍然继续以它为主要目标，使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成为截至当时，军事历史上时间最长、代价最大的围困。本来盟军应该积极寻求其他途径削弱俄罗斯陆军，因为陆军而非黑海舰队才是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真正优势所在
◆ 第七章 阿尔马
导致俄军失败的最终原因，不仅仅是敌人手里火力强大的米涅来复枪，还因为士兵中爆发了恐慌。阿尔当·杜·皮克建立自己的军事理论时，曾在参加过阿尔马战役的法军老兵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士气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提出两军对峙很少会真正变成面对面的搏杀，因为几乎总有一方会在交手之前恐慌爆发落荒而逃。在战场上，关键的是军纪——军官能否让手下士兵保持镇定，不因害怕而溃逃——因为当士兵转身逃跑时，最有可能被敌人杀死。所以压制恐惧是军官的主要职责，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并让手下士兵团结一致。能够让士兵在作战中服从命令和指挥的，是军纪。这包括：对指挥官的尊敬和信心；对战友的信任，还有担心如果自己把战友抛弃在危险中，将受到责备和惩罚；怀有与其他人共进退而不显得格外恐慌的愿望。一句话，这就是“团队精神”。只有通过组织才能产生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四名士兵可以抵得上一头雄狮。这些观点后来成了20世纪军事理论的中心。
◆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尔
骑兵冲锋的目的是打乱敌人防线，把他们从战场上吓跑，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正如俄军所承认的那样，轻骑兵冲锋达到了目的
“我有两个将军，他们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尼古拉说道，用了一句1812年战争后流传下来的俗话
在这样的战斗中，小作战单位内部的协同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都取决于小股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能否保持军纪和团结——这决定了他们是否能自我组织、守望相助地继续作战，而不是被吓破了胆或是逃之夭夭。在这次考验中，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是不及格的。
◆ 第九章 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
英国公众是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才第一次了解到英军伤病员所处环境之恶劣的。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法军伤病员的死亡率比英军低很多（但是第二年法军因病死亡造成的损失非常可怕）。除了医院干净外，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军在离前线不远处建立了救治中心，同时在每一个团配置卫生兵。他们受过急救训练，被称为“士兵包扎员”（soldats panseurs），能够在战场上为战友提供协助。英军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伤病员从克里米亚送到斯库台——这是一段漫长而且难熬的旅途，在拥挤超载的运输船上，很少配有超过两名医疗官。
俄罗斯方面也十分清楚必须尽快救治伤员，但是比起南丁格尔在斯库台看到的英军医院，俄军医院的条件更差。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最早采用了一套战地手术系统，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赶上。尽管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俄罗斯他却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对战地医疗的贡献绝不比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就低——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公众每天都在关注战事的发展，兴趣与担忧均不断增长。通过报纸上的报道、期刊上的照片和图片，人们可以很快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除了刊登大批军官和士兵来信之外，克里米亚战争还促成了一种新的职业，即“战地记者”的诞生，这些人把战场上发生的事件带到了中产阶级的早餐桌上
因为不相信官方消息，俄罗斯公众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开始从各种传言中获取信息。
2月24日，当战斗失败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沙皇已极度病危。他在2月8日就因流感卧床不起，但是依然坚持处理日常政务。2月16日，当他感觉好一些时，不顾医生的劝阻，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天气下，没有穿上冬衣就外出检阅军队。第二天他又再次外出，当晚健康状态急剧恶化，患上了肺炎。医生们听到沙皇肺部有积液的声音，而这一症状也终于让其私人医生曼特（Dr Mandt）做出沙皇已没有康复希望的结论。叶夫帕托里亚战斗的失利让尼古拉一世大受打击，在曼特的建议下，他把皇位交给了皇储亚历山大（Tsarevich Alexander）。他让皇储撤销了赫鲁廖夫的职务，并让戈尔恰科夫接替缅什科夫（这时也已身患疾病）担任总指挥。但所有人都知道沙皇只能怪自己下令发动进攻，他为此充满了愧疚。沙皇临终时，曼特一直陪伴身边，根据他的说法，“比身体疾病更甚的精神折磨”让沙皇倒下了，叶夫帕托里亚失利的消息让他已经孱弱的身体遭受了“最后一击”
沙皇尼古拉一世于3月2日去世。俄国公众对沙皇患病一无所知（他禁止公布任何有关其健康的消息），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一经公布，马上就有谣言说沙皇是自杀身亡的。谣言说沙皇在得知叶夫帕托里亚失败后，心烦意乱，让曼特给他毒药服下而死。在悬挂黑旗的冬宫（Winter Palace）外，人群开始聚集，愤怒的声音呼喊着要处死这个有德国名字的医生。担心生命受到威胁，曼特被送上一辆马车匆匆离开冬宫，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俄罗斯。
◆ 第十章 炮灰
修建一条克里米亚铁路，即历史上第一条专为战争修建的铁路的想法在上一年11月就已经提出
联军的计划是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连续十天的炮击，然后发起进攻。到时候将有五百门英法联军的大炮不间断地轰击，几乎是上一年10月第一次炮击的两倍。这不仅将是这次围困战中最大规模的炮击，也将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炮击
联军的炮击持续不断，每天至少有两千发榴弹落在第四棱堡。托尔斯泰感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克服了恐惧，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新的勇气。刚被派到棱堡时，他抱怨自己被当作炮灰，两天后却在日记中写道：“因危险而产生的魅力持续不断，可以就近观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战士们和水手们，还有作战的各种具体细节，这一切如此让人喜爱，让我不想离开这里了。”他开始对棱堡里的战友产生亲密的关怀之情，其中之一后来在回忆托尔斯泰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战友”，他的故事“抓住了我们在战斗紧要关头的精神”。托尔斯泰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想法，这后来成为《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和这些“淳朴而仁慈的人，这些在真正的战争中清楚展现善良之心的人”在一起，让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在炮火下生活的经历”
在英军营地里，参加冲锋的人被叫作“渺茫的希望”（ForlornHope），这个词源自荷兰语的Verloren hoop，意思实际上是“损失的部队”。英国人虽然翻译有误，意思却很传神。
那如同墓地般的寂静隐含着一种险恶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们逼近，这个东西强壮而危险，我们将与之进行一场生死搏斗。”
◆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消息传来，伦敦和巴黎一片欢腾。不少人以为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占领这座俄军军港、摧毁沙皇的黑海舰队一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战争目标，而这些目标现在实现了。但事实上，从军事角度说，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离打败俄罗斯还差得很远：还需要大规模陆地入侵，占领莫斯科或在波罗的海上对圣彼得堡取得军事胜利之后才谈得上打败俄国。
如果西方国家领导人曾经希望塞瓦斯托波尔的沦陷能迫使沙皇祈求和平的话，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帝国公告》（Imperial Manifesto）在向俄罗斯人民宣布塞瓦斯托波尔失守的消息时，带着明显的不屈口吻。9月13日亚历山大搬到了莫斯科，特意安排重演了亚历山大一世在1812年7月拿破仑入侵之后忽然出现在“国家”首都的一幕，在马路两边群众的欢呼声中步入克里姆林宫。“记住1812年，”沙皇在9月14日给军队总指挥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不是莫斯科，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莫斯科被焚毁两年后，我们胜利的队伍行进在巴黎街头。我们还是同样的俄罗斯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
占领卡尔斯之后，俄军占领的敌方土地超过了联军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亚历山大将这一胜利视作对塞瓦斯托波尔失守的反击，认为现在是向奥地利和法国人发出和平信号的时候了
◆ 第十二章 巴黎与新秩序
拿破仑三世相信，巴黎和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法国的拿破仑王朝终于重新回到“欧洲协调”这个欧洲权力的中心了
将和平会议的地点选在巴黎，体现出法国重新获得了欧洲强国这一地位
在和平宣言发表的那一天，亚历山大感谢上天实现了“战争原本的核心目标……俄罗斯人！你们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白费！”
“可怜的波兰！”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恰尔托雷斯基的支持者之一、哈罗比勋爵（Lord Harrowby）表示：“它的重生，就像一艘时而闪现的飞翔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从未实现过，总在等候中。”
最显著的改变是鞑靼人大部分消失了。在驱逐鞑靼人口的同时，从1856年起，俄罗斯当局还施行了一套让克里米亚地区全面基督教化的政策。作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俄罗斯当局更是把这里当作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边界，因此必须巩固对这里的宗教控制
克里米亚战争导致整个环黑海圈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团体被连根拔起，长途迁徙，越过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界线，移居他处。几万名希腊人从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迁往俄罗斯南部，反过来从俄罗斯迁往土耳其的是几万名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波兰难民和曾经参与对俄作战的波兰军团，即所谓的“奥斯曼哥萨克”（Ottoman Cossacks）。
在黑海的另一边，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几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离开他们在安纳托里亚的家园，迁移到了由俄罗斯控制的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地区。他们担心土耳其人会把他们当作俄罗斯的盟友而对他们施行报复
与此同时，数量更多的切尔克斯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穆斯林部落在俄罗斯当局的逼迫下离开家园。 总的来说，把切尔克斯人和阿塞拜疆人加在一起，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十年中，共有约一百二十万穆斯林人口被赶出高加索地区，绝大部分重新定居在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末，那两个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已不足基督教新移民的十分之一。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里米亚战争都是土耳其社会开放及西化的转折点。大批难民从俄罗斯迁移过来，成为奥斯曼帝国接触外部世界的诸多途径之一。克里米亚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新的理念与科技，加速了土耳其与世界经济的整合，极大增加了土耳其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接触。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其中有大批的外交官、金融家、军事顾问和军人、工程师、旅客、商人、传教士和教士，这些人均对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争还使得外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急剧增加，导致土耳其在财政上对西方银行和政府产生了依赖性。
《巴黎条约》没有对欧洲版图造成大的改变。在许多人看来，损失这么多生命，结果却是这样，实在不值得。俄罗斯确实丢失了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但是除此之外，《巴黎条约》只是陈述了一些原则：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完整将由欧洲列强保证，这是国际法中第一次承认了一个伊斯兰国家，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曾特别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对苏丹的非穆斯林臣民的保护由签字各方共同担保，从而废止了俄罗斯声称独自拥有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的权利；确认多瑙河两公国为自治国家，主权归奥斯曼帝国，从而终结了俄罗斯对两公国的保护权；对俄罗斯人来说最耻辱的是第十一条，宣布黑海为中立地区，在和平时期对任何商业船只开放，但不对军舰开放，从而让俄罗斯在其关键的南疆海岸线上失去了使用军港和军火库的权利。但是，尽管《巴黎条约》没有立即让欧洲版图发生改变，它仍然是国际关系与政治的一道分水岭，在实质上结束了欧洲过去的权力平衡，即奥地利和俄罗斯共同控制欧洲；与此同时形成了新的势力组合，为一批新的民族国家，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虽然《巴黎条约》惩罚的是俄罗斯，但是从长远看，损失最大的却是奥地利，尽管它和克里米亚战争只沾了一点儿边。俄罗斯一直没有原谅奥地利在1854年倒向英法联盟、采取武装中立的行为，奥地利从此失去了这个保守派盟友。与此同时，自由派的西欧国家又因为奥地利的政治保守，以及在战争期间提出“对俄罗斯软弱”的和平倡议而对它不抱信任。1856年后，奥地利发现自己在欧洲大陆上越来越孤立。之后它在1859年与法国和皮埃蒙特的战争中丢掉了在意大利的地盘；在1866年与普鲁士的战争中丢掉了在德国的地盘；在巴尔干地区，从1870年代到1914年，奥地利也节节败退。
在《巴黎条约》签署后的十五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国际局势已面目全非：拿破仑三世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翻，流亡到了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势力和地位下降了；两个新兴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成立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种种考虑和激情已经烟消云散。
《巴黎条约》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备受挫折。除了损失了黑海舰队、割让了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外，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也不再有任何威望，18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获得的利益丢失殆尽。一直要到1945年，俄罗斯才恢复了其在欧洲的主控地位。
在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军队信誉扫地，突出了对国防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迫切性，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包括建设铁路、工业化、健全的金融系统等等。战争部自尼古拉一世以来一直受宠，现在风头被财政部和内政部盖过了，当然政府开支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用于战争部，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长期以来的国家形象——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忽然粉碎了，俄罗斯的落后暴露无遗。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呼吁改革的声音，每件事均遭到质疑。克里米亚战争这场灾难暴露了俄罗斯各个机构存在的问题，不光是军事指挥上的腐败无能、海陆军技术上的落后、因道路不佳和缺乏铁路导致的长期存在的补给困难，还包括军队主要组成分子农奴的恶劣生存条件和教育匮乏、农奴经济无法支持一场对手是工业化国家的战争，以及世袭制本身的失败。
克里米亚战争强化了俄罗斯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反感。西方国家选择和土耳其站在一起，让俄罗斯人觉得受到了背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国家联盟与穆斯林共同作战，打击另一个基督教国家。
在西方国家面前遭受挫折之后，俄罗斯转向亚洲实现其帝国规划。对于巴里亚京斯基和战争部来说，打败沙米勒之后，高加索可以作为一个跳板，让俄罗斯征服中亚地区的独立汗国。受到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双方互相极不信任气氛的影响，“转向亚洲”的观点成为俄罗斯在“大博弈”时期，即双方在中亚争夺主动权时各项政策的出发点。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切尔尼亚耶夫和伊格纳季耶夫成为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人物。除了转向亚洲之外，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战败做出的另一个反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盛行，俄罗斯人对欧洲各国的反感演化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
1878年3月，俄罗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其中高门同意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为独立国家，同时大保加利亚（其中包括马其顿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区）实现自治。以多瑙河南岸的一条狭窄地区作为交换，罗马尼亚把土耳其人根据《巴黎条约》从俄罗斯那里得来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归还给了俄罗斯。加上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在七年前重建，在二十多年后，俄罗斯成功地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的所有损失都夺了回来。
西方列强决意阻止俄罗斯将其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地区，于是在柏林举行和谈（Congress of Berlin）以修改《圣斯特凡诺条约》。在柏林和谈前的一个星期，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秘密联盟协议，获得了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塞浦路斯岛（Cyprus）的权利，并从印度调兵驻守。这一联盟协议的内容被透露出来，加上迪斯雷利以战争相威胁，迫使俄罗斯让步接受了他的强硬要求。
柏林和谈终结了俄罗斯的泛斯拉夫梦想
◆ 结语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
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英国只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庆祝仪式。英国人总体的感觉是失望，英军没有打出一场可与法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相媲美的胜仗，而且英国也没能推进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与这种失败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是对政府和军事当局各种愚蠢错误的恼怒和国家受辱的羞耻感。“我承认和平犹如骨鲠在喉，”维多利亚女王在她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
克里米亚战争让英国公众对军人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现代国家神话中，战士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权利和自由而战，克里米亚战争为这一国家神话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英军在战争指挥和后勤管理上的过失，还让英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新的自信。与英国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不同，中产阶级崇尚的是专业能力、勤劳工作、任人唯贤、自力更生等原则。克里米亚战争为他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专业人士的才智如何挽救了一场指挥糟糕的军事行动。
在政治上，中产阶级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到了战争后期，英军终于开始按照专业原则来管理战争行动。他们的胜利还表现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不管是辉格党、保守党还是自由党当政，都通过了许多推动中产阶级理念的改革：把投票权扩大到职业和工匠阶层、出版自由、提高政府运行的透明度和受监督程度、任人唯贤、宗教宽容、公众教育等。另一个获得大力推动的方面，是对体力劳动阶层和“值得关怀的穷人”的关注，这种态度的根源之一就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备受磨难的士兵们的关怀。
“提灯女士”的传说成了英国的国家神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无数历史书籍、教科书和南丁格尔的传记中被重述。这个传说包含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理想的基本要素：从基督教角度说，这是一个有关女性关怀、工作出色和自我牺牲的故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一个自我提高和拯救值得关怀的穷人的故事；从家庭角度说，这是一个有关清洁、良好家务和改善家庭环境的故事；从职业抱负上说，这是一个有关执着精神和坚定信念的故事；从公众角度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卫生和医院改革的故事，从克里米亚回到英国后，南丁格尔将她的余生都献给了这一事业。
对“勇武的基督教”的崇拜就源于这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使命就是被“基督教战士”参加正义战争这一理念塑造出来的
克里米亚战争给英国的国民身份认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学校里的儿童来说，这是英格兰挺身而出面对俄国熊保卫自由的一个例子，一场直截了当的对与错之间的斗争，正如当时《笨拙》杂志展示的那样。代表英国的约翰牛协助弱小者反抗暴君和欺凌者，这一形象成为英国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部分。让英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许多情绪力量，后来也促成了英国在1914年为了保卫“小小的比利时”、在1939年为保卫波兰而与德国开战。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三十一万法国人参战，三分之一没能活着回来，跟这场战争有关的名字也到处都能看到。
尽管如此，克里米亚战争在法国人的国民意识上留下的痕迹，远远不如在英国那么深刻。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很快就被紧接着的几场战争淹没了：1859年在意大利对抗奥地利的战争，1862—1866年对墨西哥的远征，更重要的是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利。今天法国很少有人知道克里米亚战争，它成了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意大利和土耳其，跟法国一样，克里米亚战争也很快便从国家神话和历史演绎中消失，当这些国家重新构建19世纪历史时，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但是1859年战争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加里波第的南征、征服那不勒斯、1866年战争期间从奥地利人那里吞并威尼斯、1870年占领罗马完成意大利统一等，这些事件引人注目的程度很快便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因为这些都是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即意大利重新诞生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关键事件
在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与其说被遗忘了，倒不如说被从国家历史记忆中剔除了出去，即使战争是从那里开始，而且根据官方数字，土耳其在战争期间损失了十二万名士兵，占参战人数的一半。伊斯坦布尔（Istanbul）有纪念参战的西方国家战士的纪念碑，却没有纪念土耳其士兵的。直到近几年前，克里米亚战争几乎完全被土耳其史学所忽略，被遗弃在早期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和后来阿塔图尔克（Atatürk）建立现代土耳其之间的缝隙中。尽管土耳其是战胜国，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却被视为奥斯曼帝国一段耻辱的历史，是帝国转入衰落的转折点。从那时起背上大量债务，不得不依赖西方列强，而西方国家却并非土耳其真正的朋友。土耳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大部分认定伊斯兰传统的消退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干涉的结果。
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宝藏。历史上第一次向欧洲欠下了债务。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的冲击，和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一样深远，在塑造国家身份认同上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感受是矛盾的。这场战争被视为一场可怕的羞辱，是西方与土耳其结盟共同对付俄罗斯，造成了极深的怨恨。但是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卫者，俄罗斯人又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觉得他们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信仰而战的动机，把战场上的失败变成了一场道义上的胜利。
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将长存于俄罗斯的记忆之中，其主角便是俄罗斯人民。 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把军事上的失利描绘成了俄罗斯的全民胜利。“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了，但是如此辉煌的抵抗，俄罗斯人应该以此为傲，这样的战败抵得上一场精彩的胜仗”，一位十二月党人写道。俄罗斯人用一场败仗建立了一个爱国神话，建立了俄罗斯人无私英勇、坚韧毅力和献身精神的国家叙事。
这就是托尔斯泰写作他的“民族史诗”——《战争与和平》的背景。把拿破仑战争当作俄罗斯民族觉醒的时刻这一概念，反映了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目睹俄罗斯人民英勇行为之后的内心历程。在书中所述的故事中，通过参加一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欧洲化的贵族重新发现了“俄罗斯信念”，农奴战士的爱国精神得到了认可，为俄罗斯的民主建国奠定了基础。《战争与和平》写于1862年至1865年，当时正是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头几年，俄罗斯社会的自由派人士将国家改革以及地主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和解作为理想。托尔斯泰原来打算将这本描述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背景设置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早期手稿名叫《十二月党人》（“TheDecembrist”），其中男主角在西伯利亚流放三十年后被释放回来，卷入了185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阶层寻求变革的骚动之中。此时亚历山大二世刚刚即位不久，俄罗斯进入了第二个亚历山大时期（Alexandrine reign），跟1825年一样，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亦非常急切。但是托尔斯泰对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越多，就越认为他们的理论根源来自1812年战争，于是将《战争与和平》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做了修改。
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纪念也被卷入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中。保守派和宗教领袖们将其描绘为一场圣战，俄罗斯参战是因为肩负着上天授予的捍卫东正教的使命。他们声称俄罗斯没有辜负这一使命，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宣告将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而且正像俄罗斯在战前要求的那样，《巴黎条约》确保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圣地将维持现状。在他们的文字和布道中，克里米亚的守卫者被描绘为勇敢无私的基督教战士，献上生命成为“俄罗斯圣战”的烈士。他们再次强调克里米亚是基督教传到俄罗斯的圣地。克里米亚战争刚一结束，俄罗斯帝国皇室就试图把对这场战争的纪念和1812年战争的记忆联系起来。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来，沙皇重返莫斯科的举动被塑造成是对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人的欢呼声中重返旧都的重演。在1856年，沙皇特意将登基的日期推后到1812年打败拿破仑军队的博罗季诺战役胜利纪念日。做出这一姿态的目的，是为了消弭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痛苦，并且以过去的辉煌胜利把皇室和人民团结在一起
但是对于托尔斯泰所处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圈里的人来说，把克里米亚战争和1812年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不是沙皇的神圣使命，而是俄罗斯人民的爱国精神，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奉献生命。然而俄罗斯人民到底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却不容易计算清楚。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战士阵亡。俄罗斯方面从未统计过准确的伤亡数字，许多涉及重大损失的信息都被军事当局歪曲或掩藏了。不过据估计，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各大战场阵亡的俄罗斯士兵总数在四十万至六十万人之间。战争部的军医部门后来发表数字，显示在1853年至1856年的四年间，军中共有四十五万零一十五人死亡，这可能是最准确的估计了。在没有准确数字的情况下，在民主派的想象中，人民的牺牲被拔高到了一个神话般的高度。
在俄罗斯人的共同记忆中，塞瓦斯托波尔本身也被提升到了一个近乎神圣的地位。战争一结束，对围困期间倒下的英雄的纪念就已经开始了，这些纪念活动并非出于政府或官方命令，而是由平民自发组织的，由老兵团体和家人修建纪念碑，或是用公众捐献的资金兴建教堂、墓地，建立慈善基金。直到1870年代后期，俄罗斯政府才开始参与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纪念活动，那是在俄土战争期间，原因主要是在政府圈子里泛斯拉夫主义势力逐渐增强。但是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集中在戈尔恰科夫将军那样的宫廷红人身上，几乎完全忽视了纳希莫夫这样的人民英雄。此时纳希莫夫已经成为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而政府则试图通过修建克里米亚纪念碑把他纳入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ty）体系中。 在苏联时期，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纪念再次回归到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身上。纳希莫夫这时成了俄罗斯人民面对强敌保卫祖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牺牲精神的象征，这一宣传意义在1941年至1945年间再度得到加强。
直到今天，为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的英雄们而自豪，依然是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源泉，尽管现在它已变成了一座外国城市——苏共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4年把它划给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又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独立。
失去克里米亚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已经遭受重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直采取行动要求将克里米亚归还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也一直是一座俄罗斯人占主体的城市，但是要求将其归还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局限于克里米亚本地人。
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依然能够深切地激发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西方的仇视。在2006年，俄罗斯国家荣誉中心（Centre of National Glory of Russia）组织了一次以克里米亚战争为主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获得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总统办公厅（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教育部和国防部的支持。会后的一份新闻稿发布了这次会议的结论：克里米亚战争不应被视为俄罗斯的失败，而应看作道义与信仰的胜利，是一个国家在一场正义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俄罗斯人应该将荣誉献给尼古拉一世，这位常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嘲讽的沙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惜挺身而出与西方抗争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共有二十五万俄罗斯人被掩埋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不同地点的万人坑里，在因克尔曼、阿尔马、乔尔纳亚谷地、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等战场，到处都有被掩埋的无名战士的尸体
◆ 译后记
南丁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她作为“提灯女士”夜探伤员的神圣形象已成为其“现代护士先驱”神话的一部分，然而当代许多研究者认为她的贡献并非在救护伤员本身，而是在系统化改善医院管理上，所以更准确地说，她是一个以统计数字科学化管理医院的先驱。
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指出，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场战争时，集中关注地缘政治、帝国纷争、民族主义兴起等，但是往往忽略了冲突过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
在欧洲列强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
2014年的克里米亚冲突，当然不是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的重演，但是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却还在发挥着作用。在欧洲和美国看来，21世纪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的民族，还未摆脱其“野蛮”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遏制。对于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被西方列强所背叛，其深深的伤害和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存在。虽然东正教已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是在列强环伺下重现帝国昔日光辉的前景，对一些俄罗斯人来说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亚半岛本身，除了其战略位置外，还与俄罗斯的历史息息相关。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写道，对俄罗斯人来说，克里米亚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是于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也就是现代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接受洗礼的，从而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了东正教。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焦点，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围困之后，英法联军终于攻陷了这座城市，但是在俄罗斯方面，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利却被塑造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却是西方国家再次图谋夺走塞瓦斯托波尔，而从实现打击俄罗斯的目的。
历史也许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了解历史，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么一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理解今天的作品。
作者就描绘了一番这场战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留下的印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勾勒出克里米亚战争本身的独特之处：这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这又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复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投入军事用途，改变了战争格局；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方政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费吉斯的文笔清晰流畅，能将复杂的情况讲得简明生动，书中引用大量参与各方的叙述，大部分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记者报道等第一手材料，与作者的叙事编织起来，给予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却并未因此影响叙述的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