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录

P1：
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情绪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像自尊心太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他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道德精神。因此，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就难以形成有关国家大计的富有成效的辩论。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方面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因国家的历史或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产生的强烈耻辱感或炽热自豪感。当然，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P10：
只要我们的国家还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左派和右派，这种争论就会继续下去。它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不过左派有责任使之继续下去，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右派人士认为，国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虽然过去可能更好些。他们认为，左派为争取社会正义所进行的斗争是胡闹，是乌托邦式的愚昧。就理论而言，左派是有希望的政党。它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形象尚未形成。
P29-30：
人们被迫在个体或民族生活的实验和决定进程之外寻找参照系。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末世论，海德格尔倒置的末世论，以及福柯和拉康对绝望的理性化，诸如此类伟大的理论满足了过去由神学来满足的迫切要求。杜威不希望美国人保留这些需求。他希望美国人共同信仰一种平民宗教，以代替竭力寻求神学知识的幻想。
在以下各讲中，我会对两种左派进行比较，一种是越战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和有参与性的左派，另外一种则是代替前者位置的旁观性的左派。那场灾难性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代美国人质疑我们的国家能否得以塑造——那场战争不仅永远不可原谅，而且展现给我们一个在原罪中孕育并且不可赎罪的民族。这种质疑迟迟不去。只要这样的质疑还存在，只要美国左派仍然没有民族自豪感，我们的国家就只有文化左派，没有政治左派。
P60-61：
教师们鼓励学生做到“政治上正确”(新保守分子的讥讽用语)，我们的国家因此而进步了许多。美国学院左派大可引以为荣。……
然而，我所讲述的60年代后的文化左派的成功史也有其失败的一面。就在社会默许的施虐行为稳步减少的同一时期，经济不平等和生活无保障的现象日趋严重。似乎美国左派无法同时处理好两个问题……
P62-67：
全球化产生了世界一体化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为防止剥削本国工人而采取的举措可能只会导致他们的失业。世界经济将很快控制在全球性的上流社会手中……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陷入困境。在卡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领导下，民主党远离工会，不再提重新分配，进入了所谓“中心”这个贫瘠的真空，就此摆脱了困境。……所以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选择降格为在玩世不恭的谎言和干脆噤若寒蝉之间的选择……既然经济决策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就鼓励左右两翼的政客专门解决文化问题。其目的是把无产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
左派对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世界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坚持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需要缓和，尤其是，北半球必须与南半球分享其财富。第二种是坚持认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的首要责任是救助本国的劣势人群。这两种反应明显对立。特别是，前者建议老牌民主国家开放国界，而后者则建议关闭国界。
学院左派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一种态度，因为他们一直关心国际问题。工会成员和徘徊在失业边缘的人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二种态度，后者最容易被拉进右翼分子的民粹主义运动。……我们常常表现得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而不是本国公民的命运。
许多社会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警告说，老牌工业化民主国家正步入魏玛时期，民粹主义运动很可能会推翻宪政政府。……
很可能，美国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40年里赢得的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拿妇女打趣和蔑视妇女的现象将重新抬头。……
……为了应对这些后果，现在的文化左派必须自我改造，与改良主义老左派的残余力量建立联系，尤其要和工会接触。它需要大谈特谈钱的问题，甚至不惜少谈些屈辱。
就转变方式我想提两个建议。第一，左派应该暂停理论研究。它应该努力戒除将问题哲学化的习惯。第二，左派应该努力调动我们剩余的民族自豪感。它应该让公众考虑如何才能将林肯和惠特曼心目中的美国塑造出来。
P70-71：
文化左派引用最多的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基本正确。进而我又阐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完全可以与这种批判和谐共存。……
但我也提议，只要这些反形而上学、反笛卡儿（Cartesian）的哲学家倡导的是一种伪宗教形式的悲怆精神，我们就应该把他们放逐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而不能把他们当作思考政治问题的向导。
P87：
众多的政治活动如同众多的神和众多的小说一样有个很大的优点：每次政治活动都是有限的，但当第一次政治活动失败或变质后总有第二次政治活动加入。一旦意识到一场社会运动有杂质，全身心投入这场运动的个人也就毁掉了。而我们对一次政治活动的杂质却可以泰然处之，因为这种杂质在意料之中，是有兴有衰的有限事物的本质。
P97-98：
……她写道：“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一直形单影只，独自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在那里我们必须坚守某种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上帝、历史、政治、文学、对爱的疗效的信念，甚至可以是正义的愤怒。有时，我认为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信仰的一个理由，与命运抗争的一种方法，此生有超乎想像的意义的坚定信念。”我认为文学作品有启迪价值。我的意思是，这些作品使人认识到此生有超乎想像的意义。产生这种效果的常常是黑格尔或马克思而不是洛克或休谟，是怀特海而不是艾耶尔……
一种方法、一门科学研究、一个学科和一种职业产生不了启迪价值。只有非职业的先知和占卜者的个人色彩才有启迪价值。譬如，如果你把一个文本看成是文化生产机制的产品，你就不可能发现它的启迪价值，因为你获得的是理解而不是希望，获得的是知识而没有完成自我改造。所谓知识就是把一部作品放置在一个熟悉的情境中，将它与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
一部作品要想有启迪价值就必须能够把你自以为了解的大部分事物进行重构：你不能，至少一开始不能，把作品重构进你所熟悉的情境中。如果你认清了一个人是某种类型的好人，见了这个人你就不会很激动了。同样，你对一部作品了解得太透彻，你就不会受它的鼓舞了。只是在后来，当初恋变成婚姻时，你才能兼顾二者。但真正美满的婚姻、心有灵犀的婚姻都是以狂热的一见钟情开始的。
一门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启迪性的作品，又需要分析性的作品……
P100：
富有现世想像力的作品取代圣经而成为每一代人灵感和希望的主要源泉。我们应该欣然承认，标准是暂时的，是变化的。但不能就此抛弃经典的概念。我们应该因为文学经典启发了很多读者而视其为经典，而不能因为它们经典才认为它们启发了很多读者。……文学经典的标准“规定了一生的阅读范围” ，而制定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年轻人去哪里寻找激情和希望。
P121：
在最近一系列谈全球化的文章和演讲里，詹氏同罗蒂一样，认为国家民族的政治( national politics )是当今世界上民众政治参与的惟一有效形式，即便抱国际主义理想的人，也只有从参与改变本国政冶和政策做起。詹姆逊强调，批判的知识分子最终不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国家，但保卫福利国家制度，抵抗激进右翼的市场万能论，却应是西方左翼的“第一道防线”。
P124：
从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改良的政治实践论出发，罗蒂不满足于罗尔斯式的形式民主和程序正义，指出占有社会财富绝大多数的少数特权阶级完全可以高高兴兴地接受这套以民主为名的形式和程序而不用为自己的财富和特权担心。罗蒂行文里呼之欲出的政治诉求，乃是民主的实质化，即把民主原则转化为社会物质和文化财富的公正、合理的分配。而民主实质化的有效途径，在他看来则是国民在民主理念指导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对于罗蒂来说，爱国不是目的，而是保障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持续的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和手段。
P125：
他又为“文化左派”文风和思维上的艰深做出四个病理论断：重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批判而轻社会改良的具体探讨；重德、法理论而轻美国本土思想资源；重伸张弱势社会群体的权益和身份认同而轻整合新的社会共识；重解构性的智性分析而轻社会大众对理想主义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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