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书写与踪迹/P88-89

        最后，我们开始看到为什么原初踪迹是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基础。它驱动着他对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和机制的重新评估，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它在这本书中以不同的形式（书写、延异和替补）重复出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形而上学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关系而运作，因而一个优先的概念（说话、思想、理念）被看作纯粹的、直接的在场，而一个低等的概念（书写、身体、物质）被等同于调解或在场的丧失、缺席。但是，如果任何明显的“在场”首先必须包含那些并不只是在场的事物的踪迹才能成为自身的话，那么，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便站不住脚。那些本应该彼此对抗的、具有等级关系的概念是以彼此为前提的。在德里达看来，任何被形而上学设置为“在场”的价值——说话、自然和意识——因此总是已经扩散或分散到踪迹、差异与调解的网络中：没有什么是纯粹地在场或缺席的。现在，这个事实对于在场形而上学自身的意义是巨大的。如果差异是所有在场秘密的或被压抑的“本源”，那么这意味着建立在在场的价值幻象上的形而上学思想系统必须被重新反思。换言之，对于德里达来说，我们必须将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描绘成试图把握原初踪迹的一系列或多或少并不成功的尝试：“形而上学”再次地被揭示为“在自我解构中的形而上学”。一方面，踪迹是形而上学首先能够运作的唯一基础：任何试图去设置一个全然或绝对在场的做法必须被看作试图去还原、排挤或克服这种原初调解状态的尝试（p.71/104）。但是，另外一方面，踪迹能够保证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系统是完整的：任何试图去建立一个全然在场的根基或基础的行为总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会秘密地依赖某些严格来说并不在场的事物。因此，德里达指出，原初踪迹将任何在场形而上学放在一种奇怪的双重束缚（double-bind）中：它既让在场的欲望成为可能，同时也让满足这种欲望变得不可能。